1936年，叛变的地下党约陈毅到酒店里见面，没想到陈毅先去了叛徒家中，只因叛徒媳妇说了两个字，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圈套。 1936年，红军主力早就长征走了，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的，那是真的苦。陈毅当时腿上有伤，缺医少药，还要带着部队在深山老林里跟国民党“捉迷藏”。 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一封信送到了陈毅手里。 信是谁送的？中间人叫黄亚光，信的落款是“陈宏”。这陈宏是谁？他是地下党，之前被派去打入敌军四十六师做兵运工作。他在信里说得天花乱坠：“中央派人来了，带来了重要指示，请负责同志速到大余城南饭店集合面谈。” 陈毅琢磨出几个疑点： 第一，陈宏刚去敌营没多久，怎么突然就能联系上中央了？ 第二，既然是中央来人，这么重要的人物，为什么不直接带上山，非要约在城里的大饭店？这不明摆着把自己往敌人眼皮子底下送吗？ 可是，万一是真的呢？如果因为怀疑而错过了中央的指示，这个责任谁担得起？ 最后，陈毅拍板：去！但这趟浑水，我得亲自去蹚，而且不能愣头愣脑地去。 到了大余县城，陈毅没有直接去约定好的“城南饭店”，而是带着警卫员，拐了个弯，先去了陈宏在城里的家。 到了陈宏家门口，刚进门，就看见一个妇女在低头洗衣服。陈毅他们便上前询问：“陈宏在家吗？” 那妇女头都没抬，也没正眼瞧他们，那种神态极其傲慢，用一口浓重的当地土话随口甩了一句： “到团部去了！” 这妇女说的是“团部”，意思是陈宏去了国民党的团部。按理说，听到这就该明白了，陈宏既然能大摇大摆去敌军团部，那肯定是叛变了。 但是！陈毅他们竟然把“团部”这两个字，听成了“糖铺”！ 这“糖铺”可不是卖糖的地方，而是我党在大余县城设立的一个秘密交通站，广启安糖铺。 陈毅一听，心里还挺高兴：哦，原来陈宏不在家，是在交通站等我们呢。于是，他立马转身，带着人就往广启安糖铺赶。 当他们快走到糖铺附近时，变故发生了。 陈毅离老远就看见，糖铺那边不对劲。平时挺安静的地方，怎么那个糖铺的伙计在门口探头探脑，神色慌张？紧接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抬头一看，一队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正杀气腾腾地朝着糖铺方向冲过来！ 这一下，陈毅的脑子“嗡”地一声，瞬间清醒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茶馆的伙计在人群里认出了陈毅。他没敢声张，假装路过，凑到陈毅身边，压低声音： “陈海叛变了！这些兵就是他带来的！快走！” 原来，陈宏早就当了软骨头，把灵魂卖给了陈济棠。他和敌人设下圈套，在城南饭店没等到陈毅，估计是怕陈毅先去交通站，于是带着兵来抄糖铺。 陈毅这会儿才反应过来，刚才那妇女说的不是“糖铺”，是“团部”！ 这时候，满大街已经贴满了悬赏告示，三万大洋买陈毅的人头。全城戒严，想出城？难如登天。陈毅他们当机立断，分散突围。 陈毅化装成了一个教书先生，戴着墨镜，穿着长衫，斯斯文文的。就在他准备翻山回斋坑的路上，迎面撞上了一队国民党兵。 他们把陈毅拦住了，枪口直接怼了上来。 “干什么的？” “长官，我是教书的，进城买点茶叶。”陈毅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这帮兵根本不听解释：“买茶叶？我看你像共党！少废话，给我们带路！” 这下麻烦了。带路？带去哪？前面就是游击队的驻地，带过去就是出卖同志；不带？马上就得吃枪子儿。此时，陈毅得知了一个更可怕的消息：叛徒陈宏正带着大部队在后面紧咬着不放！ 在这生死关头，陈毅先是假意顺从，一边走，一边脑子里飞速旋转。 突然，他看到路边有个破茅房。 陈毅立马双手捂着肚子，脸上做出一副痛苦万分的表情，哎哟哎哟地叫唤起来： “长官，不行了！肚子痛！闹肚子了！让我方便一下！” 那国民党兵虽然凶，但也怕这“教书先生”真拉裤兜里晦气，便挥挥手：“懒驴上磨屎尿多！快去快回！老子盯着你呢！” 陈毅一头钻进那个破厕所。进去一看，厕所年久失修，后面的土墙上赫然有一个大窟窿，正好通向外面的灌木丛。 陈毅二话不说，从窟窿里钻了出去。等那帮国民党兵在外面等得不耐烦，冲进去抓人时，里面除了一股味儿，连个鬼影都没有。 敌人气急败坏，发现上当了，立马漫山遍野地搜。陈毅躲在半山腰的一个岩洞里，手里的驳壳枪已经上了膛。 敌人搜不到人，竟然使出了一条毒计，放火烧山！ 浓烟滚滚，火舌眼看就要舔到陈毅藏身的岩洞。这时候，陈毅是真的觉得，大限将至了。他在伤病和饥饿的双重折磨下，在这个逼仄的岩洞里，写下了那首气壮山河的绝命诗——《梅岭三章》。 然而，就在火势最猛烈的时候，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紧接着，一场倾盆大雨骤然而降。 被淋成落汤鸡的国民党兵，骂骂咧咧地撤走了。 陈毅看着洞外的雨帘，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事后，陈毅并没有被吓破胆。他料定敌人会杀个回马枪，于是连夜带着队伍转移了三十多里地。果然，第二天敌人大部队就把这片山头围了个水泄不通，可惜，扑了个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