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20日凌晨，国民党空军少尉杨保庆趁人不注意，悄悄登上一架停在西安机场的C-46运输机准备起义，这架飞机上满载17万枚银元，重达4.6吨，没想到却迷失方向，油量也见底，情况万分危急…… 杨保庆这人，是个地地道道的河北汉子，1922年出生在河北保定曲阳。那个年代出生的孩子，大多都有个共同的记忆——战乱。日本人来了，家没了，学也上不安稳。年轻气盛的杨保庆心里就憋着一股火：我要当兵，我要打鬼子！ 家里人当然不乐意，谁愿意看着自家孩子去送死？可杨保庆这人轴啊，背着家里人偷偷跑到了四川，硬是考进了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后来听说空军军官学校招生，他又觉得开飞机杀敌更带劲，二话不说又去考空军。 这一考，还真让他考上了。因为成绩太拔尖，后来还被送到了美国去深造飞行技术。1944年他学成归国的时候，正是抗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那时候的杨保庆，那是真正的空中雄鹰，开着美式战机在天上跟日本人狗斗，那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可抗战胜利后，世道变了。枪口对外变成了枪口对内，这让杨保庆心里极其别扭。他看着昔日的战友把炸弹扔向自己的同胞，看着老百姓在内战的炮火里流离失所，他迷茫了。他常想：我学这一身本事，难道就是为了打自家人的？ 真正让他下定决心迈出这一步的，除了信仰的崩塌，还有对家人的牵挂。 那时候国民党眼看大势已去，蒋介石为了控制这些技术兵种，搞了一招特别损的——把飞行员的家属全部强行送往台湾。美其名曰“安置”，实际上就是人质。杨保庆的妻子刘毓璞和两个孩子，就被送到了海峡那边。 1949年2月，杨保庆被派到西安执行任务。巧的是，他在西安碰到了自己的姐夫赵连景。这顿酒喝得那是相当沉重。杨保庆把心里的苦水全倒了出来，说自己不想干了，想去北平投奔共产党。 赵连景一听，那是举双手赞成。他对杨保庆说：“兄弟，你尽管去！只要你飞到了那边，你老婆孩子的事儿，我想办法！” 有了姐夫这句话，杨保庆心里的石头落地了一半。他把自己身上所有的积蓄——金条、银元，一股脑全塞给姐夫，让他想办法转交给在台湾的妻子，那是给她们娘仨的“逃命钱”。 为了配合这次行动，杨保庆还偷偷跟远在台湾的妻子定了暗号。这暗号咱们后面再说，那是相当有智慧。 回到2月20日那个惊心动魄的凌晨。 油量警报灯已经开始闪烁了，红得刺眼。杨保庆握着操纵杆的手指节发白。他在心里告诉自己：绝不能死！ 飞机上这批银元是人民的财富，自己这条命是新中国的空军火种，哪样都损失不起。 就在绝望之际，借着微弱的晨曦，杨保庆突然发现下方的山峦之间，隐隐约约有一条灰白色的带子——那是一片干枯的河滩。 这时候也顾不上什么标准降落程序了，杨保庆凭借着他在美国学来的精湛技术，硬是操控着这架笨重的C-46，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歪歪扭扭地向河滩滑去。 “哐当”一声巨响，起落架重重地砸在河滩的碎石上，飞机剧烈颠簸，尘土飞扬。杨保庆死死踩住刹车，飞机在河滩上拖出一条长长的痕迹，终于在撞上前面的土坡前，堪堪停住了。 杨保庆瘫坐在驾驶座上，大口喘着粗气，浑身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他推开舱门跳下去，才发现自己迫降的地方，已经是唐山附近了。 周围的老百姓听到动静，扛着锄头镰刀就围了上来。大伙儿一看是国民党的飞机，眼神里全是警惕。这时候，驻扎在附近的解放军也赶到了。 杨保庆举起双手，大喊：“老乡们，解放军同志们，我是来起义的！飞机里全是银元，我给大伙儿送钱来了！” 这一喊，把大伙儿都逗乐了，也把紧张的气氛喊没了。 杨保庆被紧急送往北平，受到了极高规格的接待。当首长问起那飞机上的4.6吨银元怎么处理时，杨保庆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坚定地说：“这都是搜刮来的民脂民膏，理应归还给人民，我一分不要。” 人是安全了，可杨保庆的心还悬着一半，远在台湾的老婆孩子咋办？这时候，那个暗号派上用场了。 杨保庆通过地下党的关系，给台湾发了一封看似普通的家书电报，上面只有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我们老二的病好了吗？” 在台湾焦急等待的刘毓璞一看到这封电报，眼泪哗的一下就流下来了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我已安全抵达解放区，速归！ 刘毓璞接到暗号后，她立刻变卖家当，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在混乱中搞到了一张去青岛的机票。 那时候青岛还在国民党手里，去往解放区的路被封锁得严严实实。这个柔弱的知识女性，搞了一辆自行车，推着两个孩子，硬是凭着两条腿和一张嘴，穿过了层层封锁线，一路风餐露宿，最终抵达了已经解放的济南。 当一家人在济南团聚的时候，杨保庆抱着妻子和孩子，哭得像个泪人。 后来杨保庆和妻子都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1949年6月，杨保庆被派往齐齐哈尔空军航校当飞行教员，专门培养新中国的飞行员。 最让杨保庆骄傲的时刻，是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他驾驶着飞机，编队飞越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检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