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的一天，儿科医生张金哲痛苦地割开女儿后背溃烂处，黑乎乎的血块流出，他赶紧清理干净，再用力挤出血块再清理，一遍又一遍，看着病床上奄奄一息的女儿，他祈祷奇迹发生….. 张金哲那时候刚从燕京大学医学院毕业没几年，在北大附属医院当外科大夫。他是个认死理的人，看着一个个孩子在自己面前死掉，他心里那个难受劲儿就别提了。他总琢磨：难道就真的只能等死吗？ 这事儿说来也巧，或者说是天意。 有一天张金哲去逛市场，看到一个卖鱼的摊贩在处理鱼。那摊主手起刀落，把鱼鳞刮得干干净净，然后把烂掉的鱼肉剔除。这本来是个再平常不过的生活画面，却像一道闪电击中了张金哲的脑子。 他想：既然药物杀不死细菌，那能不能像处理烂鱼肉一样，把孩子坏死的皮肉切开，把里面的脓血排出来？ 只要坏死组织没了，新的肉芽不就能长出来了吗？ 张金哲试着跟一位患儿家长提过这个方案。结果可想而知，那家长一听要动刀，当场就急了，揪住张金哲的领子就是一顿拳打脚踢，骂他没安好心。 就在张金哲被打后不久，他的大女儿出生了。全家人沉浸在喜悦里还没过三天，噩梦降临了。 孩子突然开始剧烈哭闹，紧接着发高烧，张金哲解开襁褓一看，心瞬间凉了半截——女儿的后背上出现了那熟悉的、令人绝望的红肿。是皮下坏疽。 怎么办？是用传统的保守疗法，眼睁睁看着女儿像其他孩子一样在一两天内死去？还是赌一把，用自己那个被所有人唾弃的“疯狂”方案？ 张金哲看着怀里烧得滚烫、哭声渐渐微弱的女儿，他做出了这辈子最艰难的决定。他对妻子说：“不治肯定是个死，治了或许还有一线生机。让我试一试吧，如果孩子没了，算我命苦。” 没有无菌手术室的层层防护，也没有如今那么精密的麻醉监控。张金哲既是主刀医生，又是患儿父亲。 手术开始了。 张金哲的手必须得稳，尽管他的心在滴血。他拿着手术刀，在女儿刚出生三天的后背上划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 瞬间，黑红色的脓血混合物涌了出来。那是细菌在吞噬孩子生命的证据。张金哲咬着牙，一点点把那些坏死的组织挤出来，清理干净，再挤，再清理。 这一场手术，对于张金哲来说，比几个世纪还要漫长。 当最后一处脓血被清理干净，伤口被包扎好后，张金哲整个人像虚脱了一样。但他不敢松懈，接下来的48小时才是生死关口。 他寸步不离地守在女儿床边，盯着那一丁点大的胸口起伏。 奇迹真的发生了。 几个小时后，女儿不哭了，热度开始退了。又过了一会儿，小家伙哼哼唧唧地开始找奶吃。那一刻，张金哲知道，他赌赢了，女儿这就叫那是从鬼门关被他硬生生拽回来了！ 经过半个月的调养，女儿彻底康复，连个严重的后遗症都没留。 这事儿一传出去，整个北京城的医疗界都炸锅了。致死率100%的绝症，被治好了？而且就是用“切开引流”这种看似粗暴的土办法？ 事实胜于雄辩。北大医院立刻推广了这个方案。紧接着，全北京、全中国的医院都开始效仿。那个曾经吞噬无数婴儿的“恶魔”，致死率从100%直线下降到了5%以下。 你就想吧，这不仅仅是救了他这一个女儿，这是救了后来千千万万个家庭啊！如果那时候张金哲稍微怂一点，稍微顾虑一点名声，这成千上万的孩子可能就都没了。 但这只是张金哲传奇人生的一个开头。 他在小儿外科这条路上，一走就是70多年。你知道吗？咱们国家以前根本没有专门的“小儿外科”。那时候大家都觉得，给孩子做手术，就是把大人的手术缩小版做一遍就行了。是张金哲告诉所有人：不对！孩子不是缩小版的大人！ 孩子的生理结构、代谢特点完全不同，必须要有专门的学科。 为了这个，他成了“万能工匠”。 建国初期，咱们国家一穷二白，哪里有那么多精细的儿童手术器械？张金哲不抱怨，没有枪没有炮，咱们自己造。他把家里搞得像个铁匠铺，自己画图纸，自己打磨。 他发明了“张氏膜式听诊器”，解决了冬天听诊器太凉冰到孩子的问题；他发明了“张氏钳”，让手术操作更精准，这把钳子到现在还在临床上用，而且是以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他甚至还搞出了中国第一台儿童心电监护仪。 咱们常说“医者仁心”，这四个字在张金哲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他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习惯，叫“下跪看诊”。当然，不是真跪，而是因为孩子个头小，他在给孩子做检查时，总是单腿跪地，或者蹲下来，视线和孩子平齐。他说：“医生居高临下，孩子会害怕。我蹲下来，也是在跟孩子交朋友。” 他还特别会哄孩子，口袋里永远装着小魔术道具。孩子哭闹不配合？张爷爷给你变个魔术，变出一朵花、一个小硬币，孩子一愣神，检查就做完了。他常跟年轻医生说：“做儿科医生，必须得热爱孩子。如果你觉得孩子哭闹烦人，那你就别干这一行。” 到了晚年，张金哲已经是院士了，那是泰斗级别的人物。但他依然坚持出诊。一直到他90多岁，还能在医院里看到他查房的身影。 2022年12月，这位102岁的老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