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75岁的关露躺在病床上，接受着命运的审判，那一天，中央的官员走进病房，怀着庄重的神情宣读了一份声势浩大的平反文件，“关露的历史已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话音未落，泪水便夺眶而出，关露感受到了久违的解脱与喜悦。

这位老人这一生过得真是不容易。她出生在清朝末年，父亲还是个举人，家里原本还算宽裕。可父亲走得早，她和妹妹只能去投靠亲戚，寄人篱下的日子肯定不好过。后来她自己跑到上海读书，学法律，又转学哲学文学，看来是个爱学习、有想法的人。那时候她就开始写诗写文章，还挺有才华的，连《十字街头》的主题曲《春天里》都是她写的词，这首歌后来那么多人唱，谁能想到背后是这样一位复杂的女性。

三十年代的上海文艺圈里，她也算是一号人物，跟丁玲、夏衍他们都认识。本来她可能会成为一个挺有名的作家，可抗日战争爆发后，她的人生轨迹完全变了。组织上让她去做地下工作，这个活儿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要打入敌人内部，跟那些汉奸特务打交道，每天都得提着心过日子吧。她妹妹本来要去的，结果临时有别的任务，就让她顶上了。她要假装跟那些人合作，还得写些违心的文章，心里得多难受啊。

后来她又被派到日本人办的杂志当编辑，继续搜集情报。听说她那时候压力大得都神经衰弱了，还出现幻觉，真是不容易。抗战胜利了，按理说她该松口气了，可国民党却把她当成汉奸，组织上把她接到解放区，结果又被误会，关起来审查。好不容易证明清白了，教教书，写点东西，用的还是化名。

新中国成立后，她到了北京，在铁道部搞创作，后来又去了电影剧本创作所。眼看日子要好过点了，1955年又因为历史问题被抓起来，关了两年。出来没安生多久，1967年又被关进秦城监狱，这一关就是八年。等她1975年出来的时候，身体早就垮了，住在养老院，后来又搬到香山的小屋里。1980年得了脑血栓，记忆力不行了，字也写不了了。

平反的时候，她已经75岁，浑身是病。虽然组织上承认了她的贡献，给她恢复了待遇，补发了工资，可那些年受的罪，吃的苦，不是一张平反文件就能弥补的。她想写回忆录，可身体不允许了。朋友来帮她，她就口述，主要是讲怎么策反李士群的事儿。丁玲来看她，告诉她潘汉年也平反了，她总算等到了这一天。

她平反后没多久，才几个月，就自己吃安眠药走了。那天她支开了保姆和朋友，说有老同学来。第二天发现的时候，她穿戴整齐，床头还有水杯、药瓶，旁边放着个煮鸡蛋。公安最后结论是自杀。她一辈子没结婚，没孩子，财产都留给了三个外甥女。

想想她这一生，真是让人心里不是滋味。年轻时那么有才华，为了国家，隐姓埋名，干着最危险的工作，结果背了四十多年“汉奸”的骂名，坐了十年牢。好不容易等到平反了，身体却垮了，也没享几天福。国家安全部部长还给她题词，赞扬她的献身精神。她妹妹后来也后悔，说早知道这样，当初就该自己去。

一个人，为了信仰，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到底值不值？可能在她自己看来，是值得的，她到最后也没抱怨过组织。可作为旁观者，看着她这么坎坷的一生，心里真是五味杂陈。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有些人默默奉献了一切，却要在黑暗里独自承受那么多委屈和痛苦。她的故事，真的太让人唏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