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批判了两个凡是，就全盘否定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批判两个凡是，就是要深入开展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对于毛主席的真理性的思想与灵魂，还是要继承与发展的。因为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是全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没有毛主席，也许中国还在黑暗中摸索一阵子。 “两个凡是”一提，不少干部觉得踏实。现实一推，这种说法容易把脑子捆住。 真理要不要交给实践来验货，压不住，就有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批判“两个凡是”，是给教条戴上笼头，不是把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一脚踢开。 一九三〇年，红军里本本成堆，有人遇事只会翻书。 毛主席写《反对本本主义》，把“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甩出来，提醒书是死的，中国这块地是活的，光抱着本本，路走不远。这一笔，为后来强调实践标准埋下伏笔。 一九三五年，长征走到陕北，队伍伤筋动骨。 总结教训时，毛主席盯着“思想路线”几个字。党内“左的”“右的”错误轮流登场，根子在于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拧紧，一会儿照搬，一会儿乱改。 这个教训，让中国共产党认清一点：谁的话都不是“万能钥匙”，要看实践点头不点头。 一九三七年夏，抗战吃紧，延安窑洞里挤满了从各地来的年轻干部。 毛主席在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为备课写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推敲之中，《实践论》《矛盾论》成稿。纸上讲物质和意识、矛盾运动、认识和实践，落点在中国社会的实际。 哲学从匾牌，变成一副随身带的眼镜。 一九四五年，七大召开，毛泽东思想被写进党章，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从一九三〇年批本本，一九三五年扭正思想路线，一九三七年用《实践论》《矛盾论》提炼经验，到一九四五年全党盖章认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落地。这样的思想，在实践里杀出来，同“凡是”式僵化扯不到一块。 新中国成立后，难题换了面孔。 工厂和乡村等着方案，毛主席写《论十大关系》，又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把目光放在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国家建设和群众生活这些矛盾上。 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捆在一起，也是摸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路。 同一时期，一串提法接连抛出：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文化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经济工作讲“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再加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号召。 往里收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根筋贯穿始终。 实事求是，讲的是敢看真相。毛主席把“实事”“是”“求”拆开解释，客观情况要摸清，内在规律要找准。群众路线，把共产党人比作“种子”，人民比作“土地”，到了哪一方水土，就在那一方水土扎根。独立自主，则强调中国的事由中国人民自己说了算，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这股劲一直顶到新中国站稳脚跟。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踏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台阶，一个接一个问题压上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么建，一个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么把自己管住。 这套理论里，有“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胸怀天下”六个“必须坚持”。 人民至上、自信自立，接续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守正创新、问题导向，把实事求是落在当代改革发展上；系统观念和胸怀天下，则提示在全局和世界两个维度上动脑筋。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底子，在这里接上新层。 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不能批判了两个凡是，就全盘否定毛主席”这句话，味道更清。 批判“两个凡是”，是把教条主义的拐杖拿掉，让真理回到实践的轨道；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和灵魂，是承认那一代人用生命换来的经验，不该被轻易抹去。 毛主席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是全党第一代领导核心，这是历史记下的结论。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问的是一句大实话：到底是人压着实践，还是让实践校正人的认识。 如今的中国灯火连成一片，那场讨论留下的，是一种习惯：不迷信任何“凡是”，也不抛掉自己的来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如果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继续用下去，用得稳，用得活，那场关于真理的对话，就不会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