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蒋介石让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派人抓捕范绍增，宣铁吾将消息散布出去，等范绍增逃离上海后，这才大张旗鼓的到处寻人。

范绍增逃出上海时没带多少家当，就揣着几件换洗衣物和一叠老照片。他没直接回重庆，先绕到成都，找了个老袍哥兄弟开的茶馆落脚。那茶馆开在青羊宫附近，三教九流都来，他每天一壶茉莉花茶，听茶客摆龙门阵。听得多了，心里那点对蒋介石的最后念想也磨没了——有人说前线败得一塌糊涂，有人说抓壮丁把乡下闹得鸡飞狗跳，还有人说官员们忙着把金条往国外运。范绍增摸着茶碗边，心里叹口气：这天下，怕是真要变了。

在成都待了小半年，重庆那边来信，是顾祝同的亲笔。范绍增拆开一看，“国防部川东挺进军总指挥”几个字刺得眼睛疼。他知道蒋介石的心思，拿他当挡箭牌呢。可他没当场拒绝，反而回了信：“承蒙委座信任，绍增必尽力。”身边兄弟急了：“哥，这不是去送死吗？”范绍增摆摆手：“送死？我范哈儿活这么大，啥时候做过亏本买卖？”

回大竹那天，十里八乡的袍哥都来接。有人挎着枪，有人挑着酒，还有人牵着马，喊着“大爷回来了”。范绍增跳下马，先给几个老叔伯作揖，然后站在土坡上喊：“兄弟们，委员长让我拉队伍，说是要‘保家卫国’。可我问你们，这国是谁的国？家是谁的家？”底下人嚷嚷：“是我们老百姓的！”他点头：“对！要是为了老百姓，这队伍我拉；要是为了那些当官的逃命，这队伍我不当！”

后来他真拉起几万人，可枪没怎么开，先干了两件事：一是把粮仓打开，给周边乡亲分粮食；二是把抓来的壮丁都放了，说“想回家种地的回家，想跟着我干的，得听我一句话——不抢老百姓，不打解放军”。有特务来监军，他好吃好喝伺候着，夜里偷偷跟人说：“兄弟，你看这局势，蒋介石还能撑几天？跟着我，保你有条活路。”那些特务也不傻，后来竟真有人帮他瞒报消息。

解放军到川东时，范绍增没等人家打过来，自己带着队伍在渠县操场上集合。他站在土台上，把委任状往地上一扔：“兄弟们，从今天起，咱不跟蒋介石干了！咱跟共产党走，给老百姓做点实事！”底下几万人喊“好”，声浪差点把天掀了。

起义后他把部队交出去，自己就想当个普通老百姓。可政府没让他闲着，先是让他当参事，后来又去河南体委。他乐呵呵去了，说：“我这辈子舞刀弄枪的，现在管体育，也算换个活法。”在体委那几年，他最爱看年轻人练摔跤，有时候还下场比划两下，摔得一身泥也笑。

1977年他走的时候，床边放着张老照片，是当年88军在太湖打鬼子时照的。他跟守在旁边的儿子说：“以前总觉得自己是条好汉，后来才明白，好汉不是能打多少仗，是能做多少对得住良心的事。”

现在想起范绍增，总觉得这人活得像杯老白干，看着糙，喝着烈，咽下去却有股暖劲。他不是啥完美英雄，有过军阀的毛病，也耍过江湖的滑头，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没含糊。或许人这一辈子，不怕走弯路，就怕关键时候选错道。他选对了，所以最后能说自己“做了点人事”，这就比好多活了一辈子还稀里糊涂的人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