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年，杨修被曹操杀害，杨彪心情烦闷在街上散步。不料与曹操偶遇，四目相对，曹操不尴不尬地开口说：“几日不见，明公清瘦了！”杨彪满含悲愤，又淡然一笑，很机智地回答了一句。曹操听罢，羞愧难当。

杨彪说完那句话，没等曹操再开口，就微微躬身行了个礼，转身慢慢往家走。他走得很慢，后背有些驼，手里那根用了多年的竹杖在青石板路上敲出“笃笃”的声响，一声一声，像在数着心里的日子。

回到家，老管家端来一碗热汤，他没喝，只是坐在桌边看着桌上的砚台。那砚台是杨修十五岁时送他的，说“父亲写字费砚，这个石质细，磨墨不费劲儿”。那时杨修还是个半大孩子，眼睛亮得像星子，蹲在书房地上帮他磨墨，磨着磨着就讲起在太学里听来的典故，讲得眉飞色舞，墨汁溅到衣襟上都没发觉。

杨彪拿起砚台，手指抚过冰凉的石面，想起杨修成年后第一次随军回来，夜里偷偷找他，不是说军中趣事，而是掏出几张纸，上面记着沿途看到的流民情况：“父亲，许都郊外还有百姓吃不上饭，我跟主薄们算了算，若把军粮匀出一些……”话没说完就被他打断了——那时他刚从董卓的牢里出来不久，知道官场深浅，只劝儿子“做好分内事”。现在想来，那时候的杨修，眼里哪有什么“分内事”，只有他觉得该做的事。

前几日整理杨修遗物，发现一个木盒，里面没有什么奇珍异宝，只有几卷书，还有一叠写满字的纸。最上面那张是杨修自己写的：“才者，器也；用者，时也。器可琢，时难违。”杨彪看着这行字，突然想起多年前，杨修还是个小娃娃，他教杨修读《论语》，读到“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杨修歪着头问：“父亲，若邦有道却用错了器，怎么办？”当时他只觉得孩子问得怪，现在才明白，杨修心里早有答案，只是这答案，最终没能救得了他。

曹操后来派人送过两次东西，一次是绸缎，一次是粮食，杨彪都让管家原封不动退了回去。他不是记恨，只是觉得没必要了。人都没了，这些身外之物有什么用？倒是有天夜里，他梦到杨修小时候，骑在他脖子上摘院子里的石榴，笑得咯咯响，醒来时枕头湿了一片。

有时候他会想，杨修到底是太聪明，还是太傻？说他聪明，他看不清曹操心里的忌讳；说他傻，他又能把天下百姓的苦记在心里。或许，人活一辈子，总有些东西比聪明更重要，也更危险。就像田里的麦子，长得太出头，风一吹就容易折。可若是不往上长，又怎么能结出 grain 呢？

前几天路过杨修的书房，看到窗台上那盆他生前养的兰草，居然还活着，叶片虽然有些黄，却抽出了新的嫩芽。杨彪站了会儿，轻轻叹了口气。这世上的事，大抵就是这样，有人走了，有人还在，日子总得往下过。只是偶尔想起那个总爱抢着帮他磨墨的孩子，心里还是空落落的，像被人挖走了一块，怎么也填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