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彭德怀与毛主席最后一次见面，主席伤感道：“几年不见，你显老了。”彭德怀勉强笑道：“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喽。”

他说这话时，手不自觉地攥了攥衣角。在吴家花园住了六年多，每天天不亮就起来侍弄那几分菜地，茄子苗刚冒芽时他比谁都上心，可夜里躺在硬板床上，耳朵里总像有枪声——南边越南打得正紧，报纸上天天说“要准备打仗”，他这当过兵的，哪能真甘心当“菜农”？

前阵子中央党校的人来找他，说要派他去大三线当副总指挥，他当时就闷了。自己是带兵打仗的，工厂里的机床、图纸一窍不通，再说庐山会议后他“犯过错误”，现在出去，人家会不会觉得“犯错误的人还来指手画脚”？他跟来人说“不见毛主席我哪儿也不去”，其实是想讨句实在话：党还信不信他，国家还需不需要他这把老骨头？

主席拉他坐下，屋里暖烘烘的。“你那八万字的信，我昨天下午收到，翻来覆去看了半宿。”主席笑着拍他胳膊，“你呀，还是老脾气，几年不写信，一写就掏心窝子。”彭德怀低下头，看着自己手上的老茧——那是刨地刨出来的。“主席，我怕干不好。工业我不懂，去了也是添乱。”他声音有点闷。

“你懂不懂，我还不清楚？”主席递给他杯热茶，“西南是战略后方，山高路险，藏得住东西。现在美苏盯着咱们，不把工厂往山里挪，真打起来怎么办？你去，不是让你管机器怎么转，是让你盯着——盯着工人有没有饭吃，盯着工程有没有偷工减料，盯着别让人糊弄国家。这些，你拿手。”

这话像锤子敲在他心上。他这辈子最见不得糊弄事，当年打仗，炊事班煮的粥稠不稠他都要亲口尝。现在让他去三线，说到底还是让他护着老百姓，护着国家的家当。

中午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也来了，几个人围着桌子吃饭，主席还给倒了杯酒。“老彭，你去西南，谁要是给你脸色看，直接来找我。”主席举杯，“过去的事，过去了。人哪能没过错？但你彭德怀的骨头，我信得过。”

他没多说，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酒辣，呛得眼眶发热。从颐年堂出来，秋风吹着，他觉得腰杆好像直了些。回吴家花园收拾行李，翻出那身旧军装，虽然洗得发白，穿上还是觉得踏实。后来周总理找他谈，说“西南需要能扛事的人”，他点点头，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去吧，就算不懂工业，多看多问，总不能让国家的事出岔子。

十一月末，他坐火车去成都，送行的人不多，他站在车尾，看着北京的城楼慢慢变小。那时候他六十七了，头发白了大半，背也有点驼，可心里那股劲儿又回来了——就像当年带着队伍过草地，只要国家需要，他这把老骨头，还能再扛一扛。

现在想起这段事，总觉得心里堵得慌又暖烘烘的。他犟了一辈子，犟得让人头疼，可也犟得让人服气。那时候他心里该多矛盾啊？一边是“犯错误”的包袱，一边是国家的急难，换别人或许就缩了，可他没缩。因为他心里装的从来不是自己的委屈，是这片土地和人。这种犟，说到底，是对家国最实在的担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