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国驻莫桑比克大使馆翻译唐健生实施了一个惨绝人寰的计划，杀死使馆内所有人，在他疯狂的发泄下，使馆内血流成河，一下子9人遇害…… 在熟人记忆里，唐健生本是“天之骄子”般的存在。原籍江西的他出身干部家庭，上学时成绩稳居前列，参军后更是凭借出色表现多次受奖，退伍后凭借过硬的外语功底顺利跻身外交系统，一步步走进驻外使馆。 这份顺风顺水的经历，却渐渐养出了他目空一切的性子——他总把自己当成“高人一等的英雄”，听不得半句批评，同僚的正常提醒在他眼里是刻意针对，日常沟通的语气稍重便被解读为轻蔑。当时使馆里不少人都觉得他“脾气冲、太自负”，但谁也没料到，这份偏执会最终酿成大祸。 悲剧的起因，只是一句被过度解读的日常回应。 当年6月17日下午，唐健生陪同同事居某去市中心医院就诊，恰逢居某病情突然发作，找不到医生的他慌乱中给使馆经参处一秘李某打电话请示，语气急切地问“居犯病了，怎办？”。 彼时正值盛夏酷暑，李某本就心绪烦躁，随口回了句“该怎办就怎办！”。这句无心之言，在急需明确指示的唐健生听来却满是敷衍与轻视，他当即在电话里怒吼反驳，两人的争吵声让周围同事都听得一清二楚。 回到使馆后，怒火中烧的唐健生径直找到李某对质，两人争执不下，索性一起去找政务参赞史某评理。 没等史参赞开口调解，唐健生就失控地扇了李某两个耳光，把口角冲突直接升级为肢体暴力。史参赞当即严厉批评了唐健生，当场作出停职检查的决定。这本是秉公处置的常规操作，却在唐健生心里扎下了怨恨的根。 7月12日晚，使馆专门召开会议让他作检讨，可他全程避重就轻，把所有过错都推给李某，见众人一致认为检查不深刻，便偏执地认定这是使馆提前布置好的“报复局”，对同僚的敌意彻底藏不住了。 压垮唐健生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使馆的回国通知。7月19日，使馆领导告知他，8月7日将安排他回国，考虑到夫妻长期异地，商务处同时通知他的妻子一同返程。 这本是人性化的工作调整，可在唐健生眼里，却成了“株连报复”的铁证——无论领导如何耐心解释，他都坚信使馆是要把他彻底排挤出外交系统，甚至觉得自己的前途全被这些人毁了。 从口角争执到停职检查，再到回国安排，一件件小事在他扭曲的心态里不断发酵，一个疯狂的报复计划渐渐成型。 案发前一天下午，唐健生趁妻子外出工作，在宿舍里录下了自己的行凶缘由，又写下离婚声明，试图用这种方式给妻子留一丝“体面”，却对同僚的性命毫无敬畏。这把手枪是他前些天特意向莫桑比克总统府警卫营上尉营长借来的，早已暗藏杀机。 次日清晨，他洗漱完毕后特意洗了个澡，坐在床边沉默片刻，随后猛地起身揣好枪和子弹冲出门。他先从7楼跑到5楼，叫开同事王某的房门，谎称“借手提包”，在王某递包的瞬间，一枪击中其头部，随后反锁房门。 此时的他已有些慌乱，手心发抖、口舌干燥，竟先去餐厅匆匆吃了早点，再返回楼内继续杀戮——以聊天为借口，闯进机要员许某家中，对着正在吃早饭的许某夫妇连发两枪，接着又乘电梯到7楼，将办公室张主任诱杀在里屋。 他原本计划杀害史参赞，可赶到4楼时，史参赞与夫人、使馆医生王某恰好同时开门，无机可乘的他立刻换了嘴脸，以“身体不适求药”为由，将王医生骗到8楼医药室杀害。直到上午8点30分，使馆因有要事联系机要员，多次寻找无果后撬开门锁，才发现两具冰冷的尸体。 使馆领导当即下令封锁大门，同时向莫桑比克外交部和警察署求援。而此时的唐健生仍在疯狂作案，又有4名同事接连遇害。 他跑到地下室扯断所有电话线，企图切断使馆与外界的联系，可等他返回楼上，才发现使馆已被莫桑比克警方层层包围，插翅难飞。 最终，他写下“我停止行动”的字条扔下楼，将手枪和剩余的14发子弹丢弃在使馆花园，坐在传达室门口束手就擒。 惨案发生后，中央领导当即指示外交部紧急处置，速派专机将唐健生押解回国，8月8日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正式接手此案。当年12月13日，唐健生因故意杀人罪被依法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审讯中，他曾坦言：“一是放松了思想改造，利欲熏心；二是法制观念缺乏，目无党纪国法。” 这番忏悔在民众看来格外苍白——消息传回国内后，引发了不小的震动，不少人在惋惜9条生命的同时，更忍不住复盘悲剧。 有人说，若当时使馆能及时介入心理疏导，化解矛盾，或许能避免惨祸；也有人感慨，性格决定命运，过度自负与偏执，终究会让人坠入深渊。 还有人关注到使馆安保漏洞，认为对外借枪的审核不严、人员矛盾调解机制缺失，也是悲剧发生的推手。多年来，这起案件始终被当作反面教材，提醒着人们情绪管控、法制教育与矛盾化解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