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被枪决以后，他的妻子胡红霞卖掉所有的资产赎回了尸体，却发现丈夫口袋中有个纸条，上面写着：“首先别和我妻子说，其次不要厚葬。” 胡红霞捏着纸条，在昏暗的停尸房里站了很久。外面下着冷雨，屋里只有一盏小油灯，火苗一跳一跳的。她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仔细地替他整理好那身破旧的军装，扣上最后一颗扣子。 她没有厚葬他。按他说的，在城外寻了一处安静的山坡，挖了个浅浅的土坑。下葬那天，只有她和一位 trusted 的老车夫。老车夫帮忙把棺木挪进去，忍不住问：“太太，这就……完了？”胡红霞点点头，亲手埋下第一捧土。没有碑，她只是从旁边移来一株小小的松树苗，种在了坟头。 回去的路上，雨停了，天色灰蒙蒙的。她住进了城西一间狭小的赁屋，家里几乎什么都没了。有时半夜醒来，她总觉得他还在隔壁书房，轻轻咳嗽，或是踱步。她按他生前的习惯，早晨还是泡两杯茶，一杯放在空着的椅子面前，热气慢慢散掉。 大约过了半年，一个陌生的年轻人辗转找到她，递给她一个小布包，说是将军旧部凑的一点心意。胡红霞打开，里面是几块银元，还有一张折得很小的纸，上面是吉鸿昌的笔迹，只有三个字：“好好活。”看墨迹，该是入狱前匆匆写的，不知怎么辗转到了同志手里，又藏了这么久。 胡红霞这次没哭。她把银元推回去，只留下了那张纸。第二天，她用最后一点钱，买了两张去南方的船票。她不是去投亲，也不是避难。后来人们才知道，她用了化名，在那条南来北往的航线上，帮着传递一些消息，掩护一些匆匆的“旅客”。 她一直活到很大年纪。临终前，她叫养女从箱底取出一个铁盒，里面只有两张泛黄的纸，并排放在一起。一张写着“不要厚葬”，一张写着“好好活”。她对养女笑了笑，声音很轻：“你看，他这两句话，我都算听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