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梁启超把全家人接到了日本。他一见到妻子的“陪嫁丫鬟”王桂荃，眼睛顿时就亮了起来，妻子李蕙仙默默地把一切尽收眼底。一个夜晚，她和梁启超说：“我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你和桂荃圆房吧！” 梁启超和谭嗣同那帮人，当年可是搞过“一夫一妻世界会”的。他们天天在报纸上喊着要解放妇女、废除纳妾，把这一套当成文明进步的标志。可现实很快就给了梁启超一记响亮的耳光。 李蕙仙身体一直不好，虽然生了个儿子梁思成，但这孩子打小就体弱多病，看着随时可能夭折。在那个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年代，李蕙仙慌了。她出身名门，太懂大家族的生存法则了，为了保证梁家香火不断，她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无比“贤惠”，现在看来却无比心酸的决定：主动让丈夫纳妾。 选谁呢？外人信不过，只能选知根知底、老实听话的王桂荃。 1903年，没有什么大红花轿，也没有什么喜宴宾客，17岁的王桂荃在女主人的安排下，悄无声息地成了30岁梁启超的“侧室”。 为了维护自己“一夫一妻”的公众形象，他给王桂荃定了个死规矩：在家可以有事实，在外绝不能有名分。 但王桂荃呢？她没闹，也没怨。或许对于一个被卖了四次的苦孩子来说，能不能上族谱不重要，能有个安稳睡觉的地方，能守着几个孩子过日子，就已经算是“好命”了。 1898年变法失败，梁启超带着一家老小仓皇逃到日本。那时候梁家日子过得紧巴，上有老下有小，语言又不通。李蕙仙是千金小姐出身，身体又差，哪受得了这种罪？这时候，王桂荃那个“野草”般的生命力就显出来了。 她不仅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还拿出了一股子狠劲儿学日语。没过多久，这个大字不识几个的乡下丫鬟，居然能操着一口流利的东京话，跟日本房东砍价、去学校给孩子办事，甚至帮梁启超处理对外的联络信件。 梁启超在书房里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的时候，是王桂荃在外面精打细算，为了省几个铜板跑遍菜市场。 在教育孩子这事儿上，王桂荃更让人佩服。 李蕙仙管孩子严，那是出了名的。梁思成小时候考试成绩不好，李蕙仙拿着绑铁丝的鸡毛掸子就要抽。每回这时候，都是王桂荃冲上去把孩子护在身后，宁可自己挨打也不让孩子受皮肉之苦。 最让人揪心的一件事，发生在梁思庄10岁那年。当时白喉病爆发，梁思庄和王桂荃自己的亲生女儿都染上了。这病在当时是要命的，且传染性极强。为了照顾好李蕙仙生的女儿梁思庄，王桂荃把自己关在屋里，没日没夜地守着，把所有的精力和药都用在了思庄身上。 结果梁思庄活了下来，王桂荃自己的亲闺女却因为护理不及时，夭折了。 为了报答李蕙仙当年的收留之恩，为了在这个家里站稳脚跟，她把作为一个母亲最痛的伤疤，硬生生藏进了肚子里。从此以后，梁思庄跟她亲得不行，甚至比跟亲妈还亲，那是王桂荃用命换来的感情。 1924年李蕙仙病逝，1929年梁启超也撒手人寰。 这时候的梁家，其实是个烂摊子。梁启超虽有名气，但没留多少钱，家里也没了顶梁柱，剩下一堆还在读书的孩子。关键时刻，又是这个没有名分的“王姨”站了出来。 那年她43岁，面对着9个未成年的孩子，和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有人劝她把孩子送人几个，或者别让他们读书了，出去做工吧。王桂荃眼一瞪，说了一句特别硬气的话：“只要我有口饭吃，孩子们就得读书！” 为了这句话，她把梁家在天津的老楼卖了，又把新楼租出去，自己带着孩子住旧平房。她出去给人做手工、缝补衣服，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一个寡妇，拉扯9个孩子，还得供他们出国留学，这得是多大的工程？ 但她做到了。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个院士，全是她一手带出来的。 孩子们在海外留学遇到困难，写信回来诉苦。王桂荃回信从来不讲大道理，就说家里的趣事，鼓励他们多看多学。她不懂高深的学术，但她懂做人。她教出来的孩子，没有一个是纨绔子弟，个个都是那种踏实肯干、心怀家国的硬骨头。 梁思成后来回忆说：“娘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女人。” 这个“娘”，叫的就是王桂荃。在孩子们心里，她早就是真正的母亲了。 1968年，那个特殊的年代，82岁的王桂荃因为是“梁启超的家属”，被赶到了乡下的牛棚里。她已经老得走不动了，身边没有一个子女。在一个寒冷的冬夜，这位操劳了一辈子的老人，孤零零地死在了满是穿堂风的牛棚里。 更惨的是，等几天后被人发现时，尸体都已经僵了。村民草草拿卷破草席把她裹了，埋在了后山的一个土坡上。等到后来孩子们平反回来找她时，那片地已经被铲平了，连把骨头都没找回来。 她这一生，小时候被卖，中年做妾，晚年孤死。她就像一根蜡烛，把梁家满门俊秀都照亮了，自己却烧成了一堆灰，连个渣都没剩下。 直到1995年，梁家的孩子们聚在北京香山，在梁启超和李蕙仙的合葬墓旁边，立了一块小小的卧碑，上面刻着“王桂荃夫人之墓”。并且种下了一棵白皮松，起名叫“母亲树”。 迟到了几十年的名分，终于还是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