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王震看到“向多本”名字后的职务栏里仍写着“班长”时，忍不住拍桌子：“向多本干革命十几年，怎么还是个班长？” 向多本是湖南浏阳人，1928年参加红军，算起来到1954年已经干了26年革命。他打过五次反“围剿”，走过长征，抗战时在晋察冀当过排长、连长，解放战争又跟着王震的部队进军西北，立过三次战功。可奇怪的是，他的职务一直停留在班长——不是没能力，而是每次有重要提拔，他要么推辞，要么被调到更需要“稳得住”的岗位。 王震是向多本的老上级，1937年在陕北就认识他。那时向多本是连里的突击班长，打起仗来不要命，炸碉堡时抱着炸药包冲在最前面，胳膊被弹片削掉一块肉，简单包扎一下又继续打。王震常跟人说：“向多本这人，打仗是块好料，可就是太实诚，总把机会让给别人。” 1950年，王震率部进疆，点名要向多本当营长。向多本却找到他，说：“我在老家还有个老母亲，她眼睛不好，需要人照顾。我当班长，能常回家看看，当营长就得常驻部队，顾不上家了。”王震拗不过他，只好让他继续当班长，还特批他每年探亲一次。 1952年，部队精简整编，向多本所在的连要提拔一个副连长。连长推荐了他，可他找到指导员说：“小王是大学生，读过军校，比我更适合当副连长。我文化低，能把班长当好就不错了。”指导员跟他解释了半天，说这是组织决定，他才勉强上任副连长。可没过多久，他又主动申请回到班长岗位，理由是：“副连长的活儿我干得不顺手，还是班长踏实。” 王震听说后，特意把他叫到办公室，递给他一杯茶：“多本啊，你到底咋想的？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向多本连忙摆手：“首长，我对您没意见。我就是觉得，当干部得担责任，我这人笨嘴拙舌，怕耽误事儿。再说，班里那几个新兵蛋子，我看着他们长大，舍不得离开。” 原来，向多本的班里有两个孤儿，是他从战场上捡回来的。一个叫小柱子，父母死在鬼子轰炸里；一个叫小豆子，爹娘被地主害死了。向多本把他们当亲儿子养，教他们打枪、识字，还把自己的津贴省下来给他们买鞋子。他说：“我要是当了干部，就没时间管他们了。班长虽然官小，可能天天看着他们，我心里踏实。” 王震听完，眼眶红了。他拍着向多本的肩膀说：“你呀，就是太心软。可部队的建设需要你这样的人，哪怕当班长，也是在为国家做贡献。”1954年，部队搞干部评级，王震特意翻了向多本的档案，看到职务栏还是“班长”，气就不打一处来——他觉得，像向多本这样忠厚老实、一心为公的人，不该被埋没。 后来，王震亲自找军区政委反映情况，说：“向多本这样的同志，我们不能让他吃亏。他不当干部，不是因为他不行，是因为他把机会让给了别人。这样的好人，我们要好好对待。”军区经过研究，决定给向多本记一等功，还提拔他为副营职参谋，让他既能发挥特长，又能兼顾家庭。 向多本上任那天，王震特意给他打电话：“多本啊，好好干，别再推辞了。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的。”向多本笑着说：“首长，我听您的，一定把工作做好。” 向多本的故事，在那个年代并不少见。很多像他一样的老战士，把晋升的机会让给年轻人，把安逸留给别人，自己甘愿在基层默默奉献。他们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战友”。王震拍桌子发火，不是因为生气，而是因为心疼——他心疼这些把一辈子献给革命的同志，不该被忽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