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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缓背后的“免死金牌”:一场关于特权、算法与司法温差的暗战 景德镇那起一家三口

死缓背后的“免死金牌”:一场关于特权、算法与司法温差的暗战 景德镇那起一家三口被撞身亡的案子,最终定格在“死缓”。当抗诉被驳回,舆论场里那句“与彭宇案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叹息,绝不仅仅是为了一起交通事故,而是大家突然发现,在这个时代,“有钱”、“年轻”和“技术”,似乎正在合谋铸就一张隐形的“免死金牌”。 这不仅仅是一个司机踩错了油门,更是一场关于阶层特权、科技异化与司法底层逻辑的碰撞。 一、 特权的傲慢:从“路怒”到“路霸”的心理塌方 我们要看清这个案子的本质,得先看看凶手廖某宇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开的是特斯拉,案发前曾特意展示车辆的加速性能。这不仅仅是一次路怒,这是一种“性能炫耀”。对于拥有顶级加速性能豪车的年轻人来说,马路往往不再是公共道路,而是他们的“私人赛道”。这种心理暗示极其危险——当一个人习惯了踩下电门就能瞬间获得数百匹马力的快感,他会对速度失去敬畏,对周围缓慢移动的“肉包铁”产生一种潜意识的蔑视。 他与前女友吵架,心情烦躁,于是把油门踩到底,13秒飙到129公里。这哪里是泄愤,这分明是“拿公共资源撒尿”。他潜意识里认为,自己坐在一个重达两吨的钢铁堡垒里,他是安全的,而外面那些行人,那些障碍物,都是可以被“清除”的路障。这种“座舱内外的割裂感”,就是现代版的“何不食肉糜”。 二、 科技的“背锅侠”:自动辅助驾驶的“隐形共犯” 这里面有一个细思极恐的疑点,也是舆论最担心的“阴谋”——特斯拉的自动辅助驾驶(AEB)去哪儿了? 资料显示,事发时AEB没有启动。为什么?因为系统判定驾驶员在控制车辆。当驾驶员疯狂踩油门,甚至乱打方向盘时,系统默认这是“人为操作”,于是选择了“免责”退出。 这就像一个“弗兰肯斯坦的怪物”:我们造出了强大的机器,但当机器发现主人想自杀或杀人时,它只是冷冰冰地交出控制权,然后说:“这是驾驶员的行为,不关我事。” 如果这辆车是一辆老式卡车,刹车失灵是机械故障;但这是一辆智能电动车,它拥有海量的数据和算法。算法有没有被“训练”成优先保护车内人员而牺牲车外人员? 这种“算法黑箱”成为了现代罪犯最好的掩护。廖某宇可以辩解说“车速太快刹不住”,而背后的算法逻辑却在说“我只是执行了指令”。这种“技术免责”的合谋,让罪责变得模糊不清。 三、 司法的“温差”:法理与情理的断裂带 为什么大家觉得判得轻?为什么觉得难以服众?因为司法机器在运转时,出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温差”。 1. “间接故意”的降维打击:法院认定是“间接故意”,而非“直接故意”。意思是,他不是冲着杀人去的,他是冲着“爽”去的。这一字之差,直接把“杀人偿命”的朴素正义感拉低了一个维度。在法官看来,他踩刹车了,他打方向了,他还有自首情节。但在受害者家属眼里,在限速40的城市主干道飙到129,这和拿着机关枪扫射人群有什么区别? 司法试图用理性的尺子去丈量感性的恶,结果量出来的刻度,让普通人感到寒心。 2. “自首”成了免死金牌:案发后没有逃逸,配合调查,成了减刑的关键。这本是鼓励悔罪的良法,但在这种极端恶性的案件中,却成了“恶有善报”的讽刺。大家担心的是,这会不会给未来的富二代、官二代们递上一把保护伞?只要不开车跑,只要车够贵,只要事后配合,是不是就能把“死刑立即执行”变成“死缓”? 四、 彭宇案2.0与社会信任的崩塌 这起案件的社会影响,确实可能与彭宇案有过之而无不及。 彭宇案摧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扶不扶),而这个案件正在摧毁的是民众对法律底线的信任(信不信)。 如果法律不能对这种极度漠视生命、极度危险的驾驶行为施以极刑,那么它传递的信号是极其危险的:只要你有足够的财富武装自己(豪车),只要你能控制住你的车(不逃跑),你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凌驾于普通人的生命之上。 那个未满周岁的婴儿,那对年轻的父母,他们的生命戛然而止,换来的却是一个“死缓”的判决。这不仅是对受害者的不公,更是对全社会安全感的一次重击。当“死缓”成为特权与技术的避风港,谁又能保证,下一个被撞飞的,不会是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