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国航机长袁斌因为不满没有分到房子，竟带着妻子，驾驶载有95名乘客的飞机叛逃，客机刚飞入其他领域，就被拦截，乘客瞬间陷入惊恐，但最终夫妻俩的结局却让人拍手叫好！ 妻子徐梅出生于1971年，比袁斌小3岁，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后考入地方师范学院，主修教育学专业，1992年毕业后进入北京市一所公立小学担任教师，主要教授语文和数学课程，工作内容包括每周20节课时以及班级管理工作，偶尔组织学生参与课外活动，月收入约2000元，职业稳定性较高。两人于1994年通过朋友介绍相识，次年正式结婚，婚后共同居住在国航分配的两人间宿舍，徐梅继续从事教学工作，同时负责家庭日常琐事，如采购生活用品和房间整理，两人没有生育子女，表面上保持平静的夫妻生活，徐梅有时利用亲属优惠票价随袁斌乘机出行，前往南方城市进行短期度假。袁斌夫妇的社会交往圈子主要限于航空和教育领域，袁斌偶尔与飞行员同事讨论技术问题，徐梅则与学校老师交流教学经验，1998年前半年，袁斌多次申请公司住房分配未获批准，夫妇间对此事讨论频率增加，但未在公开场合表达不满，两人家庭资产包括银行存款和少量股票，徐梅在事件发生前将部分资金转移至境外账户，显示出预谋迹象。 1998年10月28日早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一架编号为B-2949的波音737飞机执行国航CA905航班任务，计划从北京飞往缅甸仰光，中途经停昆明，机上搭载95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天气条件晴朗，航线安排正常，一切准备工作按常规进行。袁斌作为该航班责任机长，年仅30岁，在国航任职5年，刚取得正驾驶资格，收入丰厚，生活看似稳定，他的妻子徐梅以亲属身份搭乘飞机，准备一同前往仰光，她作为一名教师，工作体面，两人原本被视为典型知识分子家庭，事业发展顺利，前途广阔。飞机升空后不久，机组操作出现异常，航向开始转变，飞机偏离原定航线，逐渐转向东南方向，副驾驶文飞发现问题后尝试纠正，但被袁斌以机长身份压制，袁斌随后将徐梅叫入驾驶舱，锁住舱门，切断与客舱联系，此举在民航飞行中属于罕见行为，相当于全面控制飞机航向和操作。此时飞机位于山西上空，本应向西南飞往昆明，但雷达显示航班轨迹接近福建沿海，地面管制中心察觉异常，多次尝试联络，袁斌中断无线电通信，不再回应调度指令，这表明事件并非普通飞行偏差，而是一起有预谋的劫机行动。 消息快速上报至民航总局和国防部门，厦门航管中心启动应急机制，通过两岸紧急联络通道通知台湾方面，当时两岸刚建立劫机应对合作机制不久，此类事件仍具高度敏感性，大陆方面派出战机伴飞施压，但鉴于机上近百名无辜乘客，强制手段风险过高，战机仅进行空中监控，无法进一步干预。飞机进入台湾海峡上空时，台湾空军接到通报，调派战斗机升空拦截，飞行时间已近两个小时，乘客逐渐察觉情况异常，窗外景色与预期云南山地不符，引发恐慌，氧气面罩被误触释放，空乘人员维持秩序，避免透露实情。袁斌为节省燃油，关闭部分飞行辅助系统，包括高空除冰设备，此操作在万米高空存在潜在危险，可能导致发动机结冰或失效，但他优先执行计划：飞往台湾寻求庇护。他未意识到时代变化，上世纪80年代确有大陆飞行员劫机赴台获奖励的案例，但90年代末台湾当局已停止提供庇护，1997年两岸基于金门协议达成共识，劫机犯应依法遣返，1998年初曾被视为义士的劫机者卓长仁因再犯重罪被判死刑，同年8月两岸建立民航紧急联络机制，明确劫机行为不再容忍。 上午近10点，飞机降落于台湾桃园中正机场，跑道两侧特警、救护车和消防车待命，舱门开启后特警登机，袁斌和徐梅被制服，乘客了解事件真相，许多人惊魂未定，有人哭泣，有人沉默。台湾警方以妨害飞航安全及劫机罪立案侦办，调查显示袁斌早有预谋，徐梅参与其中，她事前转移家中部分资产至境外账户，非临时起意，两人被送往看守所羁押，台湾法院判处袁斌10个月徒刑，徐梅6个月，服刑期满后因违反入出境规定，被收容审查近两年。2001年6月，台湾方面依据两岸司法协定，将袁斌夫妇遣返大陆，从厦门口岸押上船，接受进一步处理，返回北京后袁斌以劫持航空器罪起诉，面临严厉法律惩罚，徐梅行为亦未豁免，依法追责，袁斌飞行生涯彻底结束，职业资格永久吊销。此次事件对大陆民航系统产生深远影响，国航调整内部管理制度，增设飞行员心理评估机制，加强飞行前培训和干预，其他航空公司效仿，将心理健康纳入安全管理核心，此后类似劫机赴台事件未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