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批一人，误增三亿"——这句流传甚广的说法，让无数人坚信马寅初是计划生育的首倡者，而毛伟人则是坚决的反对者。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新中国百废待兴，人口问题逐渐浮出水面。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大陆人口已突破5.8亿，每年净增约1200万人。面对这组数据，中央决策层开始认真思考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1954年底，刘少奇主持召开了节制生育问题座谈会，明确表态党是赞成节育的。1955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报告，正式将节制生育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这意味着，在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之前，中央已经开始探索人口控制的路径。 鲜为人知的是，1956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就已明确提出了计划生育的科学命题。他指出，社会生产已经实现计划化，而人类自身的生产却处于无政府状态，完全可以对人类自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他还建议夫妇之间应当订立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并与国家五年计划相配合。从时间线来看，这比马寅初1957年7月发表《新人口论》要早近九个月。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了计划生育的主张，提出要有计划地生育，甚至考虑设立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机关。马寅初正是受到这次讲话的鼓舞，才在会上发言表态支持。 他当时说道，毛主席对人口问题有同样看法，这是一件可喜的事，他所见所闻远比我广，得出的结论一定更正确。由此可见，马寅初的人口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是响应了毛泽东的主张，而非独立于中央决策之外的孤军奋战。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就计划生育的实施提出了具体方案——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及。他强调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要大鸣大放、大辩论，没有社会力量的支持，没有大家同意，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有计划的生育。这套循序渐进的思路，体现了对群众意愿的尊重和对政策推行节奏的审慎把握。 历史的走向在1958年发生了转折。大跃进运动的兴起改变了毛泽东对人口形势的判断。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和工业化运动造成劳动力紧张，农业战线的浮夸风又制造了粮食过剩的假象。在这种背景下，他开始认为人口控制可以暂缓，并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写下了那句广为人知的话——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在这一时期遭到批判，但批判的主体和性质与后来的叙述存在较大出入。根据学者梁中堂的考证，马寅初经历了两次批判，第一次是1958年北京大学"双反"运动中的师生批判，第二次是1959年他主动发文回应《光明日报》的批评。 从1957年至1959年，《人民日报》仅发表了三篇涉及批评马寅初的文章，其中只有一篇直接点名，而且批判的重点并非人口论本身。康生、陈伯达是否直接参与批判，学界至今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这一说法缺乏确凿的文献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对马寅初的批判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的人口政策走向。1958年国家仍然出版了《节制生育宣传手册》《有计划地生育子女》等宣传书籍，卫生部也召开了全国节育工作汇报会。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明确要求在城市和人口稠密农村提倡节制生育。到了七十年代，计划生育工作全面铺开，"晚、稀、少"政策深入推行，背后离不开毛泽东的首肯与支持。 马寅初的学术贡献不容否认，他系统论证了控制人口的必要性，展现了知识分子的担当与勇气。但将计划生育的全部功劳归于一人，或将政策波折的全部责任归咎于某位领导人，都是对历史的简单化处理。人口政策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它与国际局势、经济形态、社会观念紧密交织。五十年代的中国，苏联援助面临变数，工业化进程急需劳动力，农村传统生育观念根深蒂固，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那个年代人口政策的曲折轨迹。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当年被视为负担的人口，在改革开放后却成为中国崛起的核心竞争力。那些在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口，恰恰构成了后来支撑经济腾飞的人口红利。这提醒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决策，需要放在更宏观的时间维度去审视。 这段往事留给我们的思考远未结束：人口政策究竟应该由谁来主导？学术研究与政治决策之间应当保持怎样的关系？在人口形势再次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或许能为当下提供某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