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皮真厚啊！昨天，在纽约住了8年的二舅回北京，在我这儿足足待了10天，吃的住的全靠我，前前后后花了我两万多。可没想到，他走的时候连个招呼都没打，气得我把屋子翻了个底朝天，就想看看少了啥东西。结果清点下来，东西一样没少，反倒多了一箱白酒和一封信，拆开一看，我整个人都懵了。 信是二舅留的，就一张纸，字写得挺急。他说：“外甥，酒给你爸的。我走了，钱的事，你别跟你妈说。”我捏着信纸，一肚子火没处发，这算哪门子交代？窗外的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 那十天，二舅可没少使唤我。他不是说纽约的咖啡比北京的地道，就是嫌我家的枕头太高，睡不惯。那天我加班到晚上九点，饿着肚子回家，看见他正悠哉地泡着我舍不得喝的明前龙井，电视里放着美国新闻。他头也不回地说：“回来啦？厨房有碗泡面，你自己弄一下。”我心里那叫一个堵。 我盯着那箱酒，是瓶普通的二锅头，不是什么名贵牌子。我心想，这就算两万多的补偿？我正琢磨着要不要给我妈打个电话说道说道，手机屏幕亮了，是我妈。她开口就问：“你二舅走了吧？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我含糊地应了一声。我妈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声音压低了：“你二舅这趟回来，是卖掉了纽约的公寓。他投资失败，欠了不少钱，那边是待不下去了。他好强了一辈子，这次回来，怕亲戚们看笑话，更怕你妈我担心。在你那儿住着，那些挑三拣四、充大头的话，都是绷着面子呢。” 我愣住了，想起他总在深夜阳台抽烟的背影，想起他对着我买的卤煮，小声嘟囔“还是这个味儿正”，当时我以为他又在比较，现在想来，那也许是句真心话。 “那这酒……”我问。 “那酒啊，”我妈顿了顿，“是你姥爷当年最爱喝的牌子。你二舅出国那天，行李里就塞了一瓶。他这次回来，大概就带了这么一箱念想。” 挂了电话，我蹲在酒箱边，抽出一瓶。瓶身冰凉，标签有些旧了。我忽然觉得，这十天我看到的那个二舅，就像个笨拙的硬壳，里面藏着的，是八年的漂泊，和一碰就怕碎掉的、回家的生疏。客厅没开灯，只有酒瓶的玻璃，暗暗地反着一点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