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 年，高秀敏突发疾病去世，留下了长春、北京、珠海的七套房子和巨额的存款。长期和她同居但是并没有领证的何庆魁却说：“财产权都给她女儿，我一分钱不要！” 彼时两人已同居十四年，高秀敏的成功里藏着何庆魁无数剧本创作的心血，从法律层面他本可争取相应权益，可他的选择却干净利落。 这话传出去，小区里的老头老太太凑一块就念叨，说老何太轴，放着金山银山不要，以后动不了指定没人管。何庆魁听见了也不搭茬，照旧每天早上六点拎着布袋子去早市，买一碗豆腐脑就着油条，坐路边跟卖菜的老张扯两句闲篇，傍晚搬个小马扎在阳台写东西，纸稿堆了半墙。 过了俩月，高秀敏的女儿李萱找上门，手里拎着个洗得发白的蓝布包，进门就红了眼：“何叔，我收拾我妈东西，翻出这些，知道你肯定还留着念想。”何庆魁打开包，里面全是他早年写的剧本手稿，边缘都磨得起了毛，有的纸页上还留着高秀敏用铅笔标注的台词停顿记号，旁边画着个歪歪扭扭的笑脸。 他指尖蹭过那些笔迹，忽然想起九六年冬天，那时候他俩还在长春的小剧场跑场，他熬夜改剧本忘了吃饭，高秀敏揣着从食堂打的热包子，冒雪跑了三站地给他送，进门时棉鞋都湿透了，裤腿上沾着泥，还笑着说“快吃，馅都热乎着呢”。那时候他俩挤在十平米的出租屋，冬天靠一个电暖气取暖，却总觉得日子有奔头。 李萱抹着眼泪说：“何叔，我妈留下的房子，你挑一套住吧，那边楼层低，采光好，适合写东西。”何庆魁把布包小心搁在桌上，摆了摆手：“不用，我这小房子挺好，晚上抬头能看见以前那小剧场的灯，踏实。” 那天李萱留下来做了晚饭，何庆魁尝了一口炖豆角，跟高秀敏做的味儿一模一样。晚上他坐在阳台，翻着手稿，听见楼下传来馄饨摊的吆喝声，忽然笑了，想起当年他俩凑五毛钱买一碗馄饨，你推我让谁都舍不得多吃一口，那时候的汤，比啥都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