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48岁的三毛因子宫内膜肥厚，住进了台湾荣民总医院。手术的第二天，在医院的卫生间里，三毛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匆匆长辞于世。   1991年1月4日清晨，台北荣民总医院的走廊还潮湿阴冷。清洁工老李推着拖把来到一间卫生间门口，照例喊了一声“打扫了啊”，里面安静得出奇。   他拧开门锁，只见角落里蜷着一个穿病号服的女人，脖子上紧勒着一条旧丝袜。就在前一天，这个病人还在护士站打电话，开心地说出院后要去吃沙茶面，还随口夸护士头上的发夹像撒哈拉捡来的贝壳。她的名字叫三毛。   往前推去，她的人生仿佛一直在爱与痛之间摇摆。少女时期的几段校园恋爱，都在快要谈婚论嫁时突然散场，绝望中的她曾割腕轻生，被救回来后身上留下二十八针疤痕。   离开台湾赴西班牙求学，她又先后遭遇订婚对象隐瞒婚史、德国教师在婚礼前夕猝死在怀这样的打击，感情一次次在最接近圆满的一刻崩塌，让她对生和死都不再陌生。   真正照亮她世界的，是与荷西的重逢。这个比她小六岁的西班牙男孩，从学生时代就悄悄喜欢她。   多年辗转之后，她终于答应“今生非他不嫁”，跟他去了魂牵梦绕的撒哈拉沙漠。那里没有浪漫布景，只有轮胎当沙发、罐头盒插骆驼刺、床垫直接铺在地上，他潜水挣钱，她写字煮饭，把清苦生活过成一个个故事。   《撒哈拉的故事》《稻草人手记》就诞生在那几年，那是她少有的安稳与快乐。   1979年，荷西在潜水中意外身亡，三毛三十六岁，突然从沙漠乐园被丢回没有依靠的现实。   她几次想追随而去，却都被救回，只能把自己埋进写作和旅行，用《梦里花落知多少》《万水千山走遍》与世界维持联系，一边在书里倾倒对亡夫的思念，一边在现实里继续挨伤。   中年以后，她在西北结识王洛宾，相差近四十岁的两人因为音乐和文字惺惺相惜，终究也没能走到一起，这成了她生命里最后一段无疾而终的情缘。   现实的冷意远不止来自感情。她为电影《滚滚红尘》倾注多年心血，影片叫好叫座，编剧三毛却往往被轻轻略过，这种被忽视的落差压在此前所有伤痛之上。   生命后期，她在文字里越来越常写“我该做的都做完了”，像是在给自己的人生收尾。此时的她已经是畅销作家，却仍然难以摆脱孤独和失落。她与眭澔平成了忘年之交，叫他“小熊”，很多深夜只敢在电话里向他倾诉。   去世前，她打电话说“如果你明天在台北，请你打医院”，那通电话因为对方人在国外始终没有接通，成了后来反复被提起的遗憾。   她的离世，很快被各式各样的说法包裹，有人愿意相信所谓命中注定，有人执着追问她最后的心理变化。   但医院病历留下的只有冷冰冰几行字︰因子宫内膜肥厚入院检查，尸检无外伤，自缢死亡。   真正让人难以释怀的，是她在那一刻做出的选择。卫生间里明明装着扶手，只要在任何一秒伸手，她就可能活下来，而她没有伸手。   与其把这一切归结为玄乎的“天命”，不如承认那是多年积压的创伤在同一瞬间压到了极限。   少年时感情反复受挫，中年丧夫，之后每一次试探性的感情又都无果而终；创作被轻视，身体出现病变，长期抑郁缠身。所有这些叠加到一起，在那个潮湿的冬日清晨，让她终于放弃了继续对抗。   三毛的一生，总被人浪漫化成传奇，仿佛她天生要把自己活成故事，再在最戏剧化的时刻谢幕。   但把那些神秘外衣剥开，人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极度敏感、极度用力生活的人，被一次又一次打击磨损到再也撑不住。   她没有留下惊世骇俗的遗言，只留下未写完的稿子、焊死在首饰盒里的矿石项链，还有那些陪伴读者走过迷茫和伤痛的句子。   对读者来说，她永远停在撒哈拉的烈日和台北的雨夜里；对她自己来说，也许只有在另一个世界，才能重新坐回那只轮胎沙发，对着荷西把在人间没讲完的故事慢慢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