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刘伯承听说原配还活着，并且日子过得很艰苦，就托人给她带信，想把她接到南京享福，原配却说：“我不去，你也不要回来！” 当时程宜芝正坐在院坝的老槐树下纺线，手里的纺车转了几十年，木轴都磨得泛出温润的包浆。邻居凑过来念信，把那叠压在信里的大洋轻轻放在她脚边，劝了又劝：“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去了南京，洋房住着，细粮吃着，还有人伺候，后半辈子再也不用遭罪了。”程宜芝只是慢慢理了理纺线的棉絮，没抬头，声音平平静静的：“不去，去了干啥？我跟他的日子早过岔道了。” 她没跟旁人细说心里话，可夜里摸着堂屋墙上那张褪色的军装照，心里透亮得很。当年刘伯承剪了辫子、穿着军装回家，她就知道这人的心不在这几亩薄田、一间土坯屋了。后来家道难的时候，她纺线到三更、下地扛锄头，把差点掉进赌坑的儿子拉扯成人，靠的从来不是等谁来搭救，是自己攥紧的一双手。 后来刘伯承又托人来过两趟，带了城里的糕点、软和的布料，她把糕点分给了村里的孤寡老人，布料裁成小衣裳给了没衣服穿的娃，唯独留下一包南京的雨花石，摆在堂屋的八仙桌上。县里干部来探望，说要给她挂个“元帅家属”的牌子，她连忙摆手：“我就是程宜芝，赵家场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户，跟啥元帅不元帅没关系。” 她最后在老屋的土炕上寿终正寝，临终前让儿子把那叠没动过的大洋交给了村里的教书先生，只说：“给娃们添点纸笔。”那台老纺车后来被儿子好好收着，逢年过节就擦得发亮，木轴转起来的嗡嗡声，仿佛还能回到几十年前，那个清苦却安稳的午后，她坐在院里纺线，他在旁边帮着记账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