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西汉鸿嘉四年，岁在甲辰，一场浩劫降临黄河下游。是年秋，渤海南岸的清河、信都等郡，天象持续异常，连月大雨倾盆。终于，积蓄已久的洪水挣脱堤岸，黄河“湓溢”而出，怒涛席卷渤海、清河、信都三郡。 洪水所过之处，田园庐舍尽成泽国。三十一座县邑被淹，超过四万所官亭民舍轰然倒塌。朝野震动，汉成帝虽遣使赈济，但面对如此巨灾，杯水车薪。更可叹的是，当时有大臣以“顺天心而图之”为由，竟主张暂不堵塞决口，“以观水势”，致使灾情蔓延。 这次“河溢渤海”并非偶然。黄河与渤海的关系自古密切。古人将黄河入海处受海潮顶托的河段称为“逆河”——“逆”字道尽了河水与海水在此相逆、相争的态势。在更早的汉武帝时期及以前，黄河主流曾一度更靠北，在碣石附近入海。而渤海海域本身也不平静，史料记载，在公元前47年，就曾发生“渤海大溢”，海水在东北风驱使下倒灌内陆“数百里”，致使沿海一些县邑沦为泽国长达近千年。 天灾背后，亦是人祸与自然变迁的叠加。自大禹疏导“九河”以来，黄河下游泥沙淤积、河道摇摆不定。至汉代，原有“九河”河道多已湮没，入海流路不畅。加上彼时人们对河流规律认知有限，治理时常有争议，如丞相史孙禁曾提出开辟新河，却因“不符古制”遭反对。种种因素，让这片冲积平原上的生灵，不得不周期性地承受“河溢渤海”的悲怆轮回。 洪水终会退去，但黄河与海的博弈从未停歇。一次次泛滥改道，塑造着华北平原的地理与历史，也在一部部史书的水患记载里，留下了这片土地深重的记忆与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