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作家史铁生突发脑溢血，医生问他的妻子陈希米：“救不救？”没想到陈希米却说：“让他走吧，”随后，史铁生浑身抽搐，不久后离开了人世。 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北京朝阳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本来一夜不停响着的监护仪，忽然安静了下来，屏幕上，那条心电曲线被拉成了一条笔直的绿线。 对医生来说，这是一次心跳停止，但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和史铁生有关的时代，在这一刻轻轻落幕了。 再过4天，史铁生就满60岁了，这个在轮椅上和命运纠缠、和死亡辩论了大半辈子的作家，终究还是先一步离开了，他不是突然走的，而是像早就想清楚了一样，安静地去了。 就在史铁生离世前几个小时，病房外的长椅上，发生了一次极其艰难的决定，医生拿着诊断结果，说是大面积脑溢血，随后抛出了那个谁都不愿面对的问题：要不要继续抢救。 继续抢救，意味着要开颅，成功的最好结果，也很可能是长期昏迷，甚至植物人，史铁生的妻子陈希米，接过了那张“放弃治疗同意书”，她握着笔，手抖得厉害，用力到直接把纸戳破了，才签下名字，她只说了一句话：“让他走吧。” 这不是冷漠，更不是不爱，恰恰相反，这是她太懂他了。 史铁生一生都对身体和尊严极度敏感，他曾说，身体像纸，疼痛像笔，对他来说，如果思想不能再写作，灵魂不能再表达，那活着只剩下一副空壳，那样的结局，比死亡更残忍。 陈希米选择的是，让史铁生体面地离开，哪怕这意味着，她要一个人承受余生的痛。 史铁生对身体的痛感，来得很早，1962年，他13岁，刚考进清华附中，还是个能在操场上跑得飞快的少年。 那时的史铁生，怎么也想不到，命运早就在他脊柱里埋下了一颗“雷”：先天性脊柱裂。 年轻的时候，这个问题并不明显，1969年前后，史铁生不顾母亲反对，坚持去延安插队，他觉得年轻人就该吃苦，觉得意志可以扛过一切，可现实比理想残酷得多，黄土高原高强度的劳动，把他身体里的隐患彻底拖了出来。 1972年，21岁的史铁生，是被抬回北京友谊医院的，从那一天起，史铁生的双腿再也没能站起来，对他来说，那是一场没有期限的“判决”。 史铁生绝望过，崩溃过，撕床单想上吊，盯着电门想触电，这些念头都真实存在过，他不是天生坚强，是被命运一步步逼到了悬崖边。 如果你看过他的尸检报告，会看到一个让人心里发紧的细节：他的右手食指第一关节上，有一层非常厚的老茧。 那不是普通的死皮，那是整整30年，手指一次次摩擦轮椅手轮留下的痕迹，那层茧，记录着他如何在绝望里，一圈一圈地，把轮椅推成了自己的“腿”。 史铁生之所以还能活下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的母亲，那位母亲，用近乎献祭的方式，把他留在了人世间，他情绪失控时，在屋里砸东西、咆哮、哭喊；母亲患着肝癌晚期，却站在门外，一声不吭地听着，连疼都不敢喊出来。 她常常背着比自己还重的儿子出门，冬天在雪地里摔倒了，就干脆让自己垫在下面，直到有一天，她口吐鲜血，被人抬走，她留给世界、也留给儿子的最后一句话，仍然是那三个字：“好好活。” 她用自己的49年生命，换来了儿子继续活下去的可能。 后来，这根“接力棒”交到了陈希米手里。 1989年，这个右腿也有轻微残疾的姑娘，走进了史铁生的生活，成了他的双腿、他的眼睛。 1998年，尿毒症找上门后，史铁生的身体几乎彻底崩塌，每周三次透析，看着血液流出又流回，他自嘲说：“职业是生病，业余才是写作。” 而每一个透析后虚弱到不行的夜晚，陪在他身边的人，始终是陈希米，2010年最后的那个凌晨，还发生过一件医生无法解释的事。 只要陈希米离开病房去办手续，监护仪的数据就开始乱跳，而她一回来，握住那只布满老茧的手，数据立刻就稳了下来。 哪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两个人的灵魂，似乎还在彼此回应。 史铁生意识模糊时，费力地比划着手势。陈希米凑近才听清，他在提醒：“抽屉……协议……”那是他1998年就签好的器官捐献协议。 天亮之后，史铁生的身体完成了最后一次“拆解”，他的肝脏被送到天津，救活了一位肝硬化患者，他的角膜，让两个失明的人重新看见了光。 他把自己，分散给了这个他既热爱、也曾怨恨的世界，他的离去，让很多人久久走不出来。 余华有一次在签售会上，签完名字忽然愣住，沉默了几秒，把自己的名字划掉，郑重地写下了“铁生”。 苏童在一次聚会合影时，只是听到有人提了“轮椅”两个字，眼神立刻暗了下来，望着远处低声说：“铁生不在了。” 到了今天再回头看那条归零的绿线，会发现，史铁生其实并没有真正离开，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存在着。 在文字里，在记忆里，也在我们每一个努力活下去的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