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辽宁日报

姜楠

看点

《执子之手：清代的婚姻与伉俪之情》一书，通过大量士人日记、书信与诗文，挑战了传统认知中“包办婚姻无情感”的刻板印象。本书从清代士人夫妇的私人文献出发，揭示了礼制框架下夫妻情感的多样可能：既有共同经营生活的“伴侣之爱”，也不乏诗文唱和中的浪漫表达。作者以细腻的笔触还原了历史情感现场，展现儒家经典如何既规范婚姻，又为情感提供文化资源，交织出真实动人的伉俪之情。

清代士人夫妇的日记与诗文打开了一扇被礼教帷幕遮蔽的窗户，数百年前的婚姻生活里，伉俪之情早已在字里行间悄然绽放。在礼制与情感之间，《执子之手：清代的婚姻与伉俪之情》一书（以下简称《执子之手》）重塑了对清代婚姻的认知。长期以来，学界对于中国传统婚姻的认知普遍偏向于负面评价，尤其强调包办婚姻对个体情感的压抑。然而，《执子之手》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角。这种对“情”的复杂态度——既在儒家经典中赋予诗歌表达夫妻情感的特殊地位，又在礼仪中严格规范“夫妇有别”，构成了理解古代婚姻的重要文化背景。

历史学者卢苇菁基于大量士人日记、夫妇书信与诗文手稿，重新审视了清代婚姻中真实而复杂的情感图景。《执子之手》一书挑战了人们长期存在的刻板印象，即认为传统包办婚姻无法带来幸福。通过深入分析清代士人夫妇的文字与生活，卢苇菁展示了无数夫妇如何在“礼”的框架内，经营属于彼此的“情”的天地。

儒家经典对夫妻关系的定义呈现出双重性。一方面，《礼记》明确规定了“夫妇有别”的观念，另一方面，《诗经》作为儒家经典，却是中国历史上表达爱恋和夫妻之爱的源泉，它收录了大量描写从渴望、相思到欢乐、幸福等各种情感的诗篇。这种双重性反映了儒家教义中互补的两个方面：礼仪强调社会和家庭责任，《诗经》关注情感和个人需求。清代士人从小接受《诗经》教育，这为他们在夫妻关系中表达和体验情感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与表达框架。

卢苇菁的研究方法颇有特色，堪称重返历史现场的情感史。她通过挖掘大量私人文献，重返清代婚姻的历史现场。这些一手材料包括士人日记、夫妇书信、家族记录与诗文手稿。相比郭松义在《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与社会》中运用的方志、档案、族谱等“公共”史料，卢苇菁更聚焦于私人领域的情感表达。这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使我们能够听到历史中普通人的声音，而非仅仅看到制度规定和社会规范。书中的个案研究尤为生动，例如作者关注到沈复《浮生六记》中与妻子陈芸的情感互动，以及诸多士人夫妇在诗文唱和中培养的深厚情感。

《执子之手》深入探讨了清代婚姻中情感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在包办婚姻制度下，新婚夫妇往往确实是“陌生人”。然而，通过婚后共同生活的磨合与互动，许多夫妻逐渐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联系。书中特别强调了“婚后恋爱的‘艺术’”，即夫妻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培养情感。作者引入“伴侣之爱”与“浪漫之爱”的概念，认为清代士人夫妇虽无西式婚前恋爱，却常通过诗词唱和、日常共处，培养起伴侣之爱，并不乏浪漫之爱的体验。

清代的婚姻关系受到严格礼制框架的约束。《礼记》推崇严格规则以维护“夫妇之别”，然而，在这些外在约束下，清代夫妻之间仍然发展出多种形式的亲密关系。《执子之手》中描述的“与妻灯下共砚”“让妻管理家业”等场景，展现了夫妻关系的多样实践。卢苇菁认为，清代婚姻生活形成了“一道光谱”，一端是排斥私情的严厉道德家，另一端是多情的诗人。而且，立场和声音很容易因文体的改换或作者担任的角色不同而被修改。这种灵活性导致了某些作者的“双重个性”：他们在写作道德条文和注释经典时严谨刻板，而在创作诗歌时却情感充沛。

清代士人面临的社会压力是复杂的。郭松义的研究揭示，清朝政府大力倡导贞节观念，受旌表的节妇人数急剧上升，甚至超过了以往所有朝代的旌表总和。《执子之手》并未回避婚姻中的暗面与张力。除了描写伉俪情深的理想婚姻，书中也关注到那些“失败的佳偶婚姻”。

清代婚姻中存在着与统治者倡导的婚姻伦理观相背离的倾向，这与传统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清代士人夫妇的情感生活犹如一幅水墨画，在礼制的浓淡墨色间，点缀着情感的灵动色彩。在《执子之手》中，“礼制”与“情感”并非简单的压制与反抗关系，而是构成清代士人婚姻生活的经纬线，共同织就了一幅既符合社会规范又充满私人温情的复杂图景。书中丰富的细节，为我们理解这一动态关系提供了活生生的注脚。书中多次提到，士人夫妇的诗词唱和，是一种高度符合其身份与文化修养的情感互动。例如，一位丈夫在诗中称妻子为“闺中良友”，妻子则依韵和诗，表达“琴瑟和鸣”之乐。这种交流，外在形式完全符合儒家对“有文化的夫妇”的理想设定“夫妇有义”，但内核却是私密的亲密情感。礼制下的“琴瑟和鸣”比喻，在这里从一种社会理想，转化为个人情感的真实体验。

在礼制未严格规定或视线不及的“空隙”处，情感展现出了惊人的创造力与适应性。沈复在《浮生六记》中记载与妻子芸娘女扮男装共游庙会的著名逸事，便是这种“公私分野”的极致体现：在公众面前维持了“礼”的体面，却实现了“情”的共鸣。

在《执子之手》书中并未将清代婚姻浪漫化，而是同样展示了当情感需求与礼制规范发生冲突时的张力与调适。尽管有“举案齐眉”的理想，但现实中的夫妻可能有性格、兴趣的差异。书中提到，有些士人渴望与妻子诗文唱和，而妻子却更擅长或只关心家事管理。此时，一种更务实的情感便可能产生——基于相互尊重、各尽职责的“伴侣之谊”。这种情感或许不那么浪漫，却同样稳固，它是在礼制规定的角色分工基础上，发展出的另一种形式的夫妻关系。

《执子之手》通过大量细节揭示，清代士人的婚姻，是在一套精密的礼制语法中书写各自独特的情感篇章。他们既是社会规范的遵守者，也是个人生活的创造者。正是这种在既定框架内的微妙运作与创造性实践，使得“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古老誓言，超越了冰冷的礼教条文，成为无数具体人生中真实可感的温暖与坚韧。这为我们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人生活与情感世界，提供了远比“压抑—解放”二元叙事更为深刻、细腻和真实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