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大特务给陈赓写信,希望照顾,陈赓回应：提供100元生活费 ​​这个“大特务”不是别人，正是我党早期隐蔽战线的第一位“双面特工”杨登瀛，原名鲍君甫。很多人听着名字陌生，但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他可是国民党驻沪特派员，直属陈立夫领导，手里握着不小的权力。 ​​杨登瀛能和陈赓扯上关系，全靠一个叫陈养山的中间人。两人都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私交特别好。陈养山知道杨登瀛对共产党有好感，只是舍不得国民党的官职，就把这事告诉了陈赓。周恩来和陈赓一拍即合，决定把这条线拉过来，毕竟在敌人心脏安插自己人，太重要了。 ​​1928年，陈赓在上海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里见了杨登瀛，两人谈得很投机。杨登瀛当时提了要求，要汽车、要保镖，陈赓和周恩来都满足了他。中央特科还专门在上海给杨登瀛成立了办事处，派地下党员安娥当他的秘书，帮他巩固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 谁能想到，这个拿着国民党俸禄的特派员，暗地里成了我党最锋利的“暗哨”。有了中央特科的支持，杨登瀛在敌营里如鱼得水，别克轿车穿梭在上海的街巷，身后跟着保镖，表面上是威风凛凛的国民党高官，实则每一次出行都在传递关键情报。他利用和租界巡捕房、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关系，多次提前透露敌人的抓捕计划，让地下党组织化险为夷。更难得的是，他还巧妙配合中央特科演戏，拿着我方故意透露的过期据点和无关文件“破案”，既赢得了陈立夫的信任，又为我党争取了更多活动空间。那些年的上海，白色恐怖笼罩，多少地下党员倒在血泊中，而杨登瀛用他的“权力”，为革命火种撑起了一片隐蔽的天空。 可潜伏的代价，远比想象中沉重。后来因为顾顺章叛变，杨登瀛的身份受到怀疑，虽然靠着多年经营的人脉勉强脱身，但也彻底失去了国民党的信任，从此赋闲在家。解放后，这位曾经的“双面特工”陷入了尴尬境地，既没有公开的革命身份，也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日子过得十分拮据。1954年，走投无路的他想起了当年的陈赓，犹豫再三写下了求助信，字里行间满是无奈，却没提半句当年的功劳。 此时的陈赓，已是身兼中央军委委员、军事工程学院院长的要职，日理万机。收到信后，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即批复提供100元生活费。要知道，1954年普通工人月薪不过30元左右，这100元足够支撑一个家庭数月的开销，这份回应沉甸甸的，既是对旧友的关照，更是对他当年贡献的认可。更让人动容的是，周恩来总理在1976年重病之际，还特意嘱咐身边人，千万不要忘记杨登瀛这样在危难时刻帮助过党的人。 历史总爱铭记冲锋陷阵的英雄，却容易忽略这些潜伏在敌人心脏的无名者。杨登瀛不是完美的革命者，他曾贪恋官职，有过犹豫，但在民族大义面前，他选择了站在正义一边。他没有获得过勋章，没有享受过功臣的待遇，甚至一度被误解为“大特务”，可正是这样的普通人，用最隐秘的方式，为革命胜利铺就了道路。陈赓的100元，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接济，更是对一段历史的尊重，对一份情谊的坚守，让我们看到革命者的胸怀，从来都装着那些并肩作战的过往。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