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梅艳芳去世不久后，他的主治医生在一次采访中透露：“其实梅艳芳的病完全是有可能治好的，但就因为一件事，她主动放弃了治疗！” 梅艳芳去世三个月后，负责她病情的那位主治医生在访谈里叹了一句，“按理说，她这个病是有机会治好的，是她自己选择不治。”这句话听上去平静，却把很多人拉回到2001年那个春天。 那时的检查报告并不算绝望，宫颈肿瘤直径三厘米左右，没有明显转移。按照当时香港的医疗条件，只要接受切除子宫的手术，再配合规范治疗，五年生存率可以超过八成。换成普通人，抓着医生衣袖求治都来不及，梅艳芳却把自己关进了书房。 两天时间，她把一摞摞厚重的医学书和论文当剧本啃，做笔记、划重点，还托人联系日本声学专家，要到声带共鸣与腹腔结构关系的资料。 医生以为她在怕手术风险，她却抛出了另一个问题，摘除子宫会不会改变共鸣，以后还能不能唱出现在这把声线。 在她心里，子宫不仅是器官，更象征着“完整的女人”和“完整的歌者”。从荔园游乐场被烂苹果砸到额头却无人安慰的那一刻起，她就用“能不能唱”“能不能赚钱”给自己定价值。成年后再风光，她骨子里还是那个怕被抛下的小女孩。 姐姐临终时那句“一定要有个家，要有个孩子”，又把她对母亲这件事的渴望钉死在心里。动刀意味着彻底切断孕育生命的可能，对她来说，不只是医学意义上的风险，而是把自己最后一点补偿童年的幻想也剥掉。 所以，当医生摆出生存率极高的方案时，她并非不懂，只是清楚知道，一旦签字，自己将失去做母亲的机会，还要承受嗓音可能改变的未知。 她说自己不怕死，怕的是有一天站在台上，发出的声音已经不是“梅艳芳”，却还要活成那个名字。 她最终选择了保守治疗，把希望压在“也许不会复发”上。这是一场明知胜算不高却仍要下的赌注，赌的是她能在不割裂自我的前提下，多活几年。两年后，癌细胞还是像脱缰的马一样冲出原位，肝功能迅速恶化，疼痛一步步逼近。 医生劝她停工，她却只关心告别演唱会的档期会不会被推迟。那几场演出，成了她对命运的最后反击。后台是止痛针、溃烂的皮肤、厚厚的止血垫，台前是六米长婚纱和八斤重凤冠，是一遍遍唱到发抖却死不肯降调的《夕阳之歌》。 排练时，她曾因缺氧差点晕倒，死死抓着麦克风架，硬扛过那半分钟黑暗。正式演出，她每唱一句都要深吸气预备，唱完所有场次才瘫在病床上，像个等老师打分的小姑娘，小声问医生，“我唱得好不好”。得到肯定，她才真正松口气。 12月30日，她安静离世。那段时间，她没有说过后悔，没有抱怨疼痛，反而一遍遍像幻觉一样对着空气说，“妈妈，你看，我赚到钱了，我们可以搬大房子了。” 站在旁观者角度，很多人会追问，为什么不保命。可如果把她的一生连起来看，就会发现她真正害怕的，从来不是死亡，而是活成一个自己都不认得的样子。切除子宫可以换来更长的寿命，却要她放弃做母亲的最后希望，还要冒着声音改变的风险，去当一个只能回忆过去的“前天后”。 她宁愿用两年时间，把最后几场歌唱到极致，把一生的缺口在舞台上补齐。从被烂苹果砸中的小女孩，到裹着婚纱、忍着剧痛唱完《夕阳之歌》的天后，她始终在用同一句话与命运较劲，我还是能唱，我还是我。 她确实放弃了活下去的最大机会，却守住了自己认定的完整。这也许就是那场“明知可以多活，却偏要站着唱完”的选择背后，最残忍也最动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