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邓颖超因病离世，谁知，邓颖超去世前一日说出的是“李鹏”二字，这背后的故事让人动容。 1992年7月，北京医院的特护病房里，单调的生命体征监护仪声响把空气切割得格外稀薄。 在这个特殊的夏夜，距离心脏停止跳动仅剩约10个小时，处于深度昏睡状态的邓颖超突然打破了沉默。 她嘴唇微动，似乎在积攒全身仅存的能量，最终清晰地吐出了两个音节：“李鹏”。 这并非一句简单的呓语。此时窗外，中国正处于1992年改革攻坚的暴风眼中。年初的南巡讲话余音绕梁，春季的人大刚刚通过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 作为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正背负着巨大的历史争议与千钧重担。这一声临终呼唤，是母亲对儿子的眷恋，更是老一辈革命家对破局者的终极“授权”。 把时针拨回半个世纪前，你会发现这声呼唤的锚点，其实深埋在1939年的重庆。 那一年，11岁的李鹏不是什么大人物，只是一个在四川日机轰炸中受伤、额头裹着纱布的惊弓之鸟。母亲赵君陶忙于革命，只能将他辗转托付送到周公馆。 那时的李鹏有着严重的战后创伤应激反应：怕黑、内向、甚至不敢大声说话。 为了治愈这个孩子的“心病”，邓颖超发明了一套独特的“脱敏疗法”。李鹏不敢独自入睡，她就坐在床边哼曲子陪护，直到呼吸变得均匀。 真正重塑李鹏人格的，是一次看似不起眼的“碎杯事件”。 在周公馆严谨的氛围中，小李鹏不慎打碎了一只茶杯。他吓得瑟瑟发抖，本能地等待一场暴风骤雨般的责骂。 但邓颖超只是蹲下来，视线与他平齐，轻声安抚。一旁的周恩来更是笑着抛出了那句著名的“岁岁平安”。 那一刻，恐惧被安全感置换。怯懦的男孩意识到，在这个特殊的家庭里，犯错是被允许的，这种容错机制让他开始挺直腰杆。 到了1951年，李鹏赴苏留学，这段关系升维成了某种“政治契约”。 邓颖超没有给予这个养子任何特权，而是建立了一套高频的书信机制。 这些跨越国境的信件里，没有家长里短的溺爱，全是“低调做人”、“勿搞特殊”、“报效祖国”的严厉规训。这是一场长达数十年的远程党性教育，像一根看不见的精神脐带，输送着红色的养分。 所以，当1992年那个夏夜来临，邓颖超那一眼深意的凝视，本质上是对李鹏执行“国家任务”的最后一次背书。 她在告诉已经扛起大国重任的李鹏：当年的那个伤口已经愈合了，现在的你，足以抵挡任何政治风暴。 这种教育的种种回响，一直持续到了李鹏的晚年。 在卸任后的漫长岁月里，李鹏的生活过得惊人地“极简”。早餐永远是雷打不动的清粥咸菜，面对家人的劝说，他总是笑着摆手。 闲暇时，他会坐在书桌前，一笔一画地临摹周恩来的书法。那是一种无声的精神抚摸，仿佛通过笔尖的游走，又能回到重庆周公馆的那个下午。 2019年李鹏逝世，家人遵照遗愿，丧事一切从简。那些被他珍藏了一辈子的“邓妈妈书信”，也没有成为私产，而是被悉数捐赠给了纪念馆。 这恰恰呼应了邓颖超1978年立下的那份震撼人心的遗嘱：不设灵堂、房产交公、骨灰撒河。 这哪里是什么母子情深，分明是两代共产党人对于“无我”境界的默契接力。 1992年那声临终的“李鹏”，最终化为了李鹏晚年书桌前，那个沉默临帖的背影。 信息来源：人民网—纪念邓颖超逝世21年临终前最后说的两个字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