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解读认为，三大运营商9%税率适用范畴调整是为了实现通胀，理解存在误区。

在自由市场税率上升一般通过价格传导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承担。但在国内的电信市场不一样，3%的税率成本增加只能由运营商买单。

首先，这是从竞争性业务到公共事业的底层定性。这次税目调整将流量和宽带从“增值电信”划归为“基础电信”，说明数据流量已经是像水、电、气一样的基础公共产品。既然是公共产品，定价逻辑就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社会效益最大化”。政府需要通过低廉的通信成本来驱动AI+、工业互联网的爆发。运营商被定位为数字经济的抽水泵。

第二，监管刚性。2015年后好几次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都会设定明确的“提速降费”目标。这不是建议，而是对三大运营商领导班子的核心KPI。运营商的任何资费套餐调整都需要在工信部备案。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备案“涨价”在行政审批上是ZZ不正确。2015年实施“提速降费”以来，到2020年中国移动数据流量单价已累计下降超过 95%。这种惯性已经形成了极强的社会心理预期，任何逆势涨价都会引发公论风险。这次税率上调，本质上是财政部从央企利润中抽水充实国库。如果运营商转嫁给消费者，那就变成变相向全民加税，违背通过财税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