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81年7月6日，王洛宾恢复了名誉与军籍。时年68岁的他，再次穿上军装，担任新疆军区文工团艺术顾问。1988年6月，75岁的王洛宾离职休养，享受副师级待遇（艺术一级，文艺六级），定居在新疆乌鲁木齐。同年9月，他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尽管外界赋予他诸多头衔，王洛宾始终淡然，只愿称自己为“一个传歌人”。   1981年7月6日，新疆军区大院，那一天的阳光很刺眼，一位68岁的老人正颤巍巍地扣上军装的风纪扣，这并不是新兵入伍的宣誓现场，而是一场迟到了整整32年的“归队”。   站在台上的王洛宾，此刻的身份不再是那个在乌鲁木齐第一监狱烧了十几年砖的劳改犯，而是刚刚拿到平反文件的文工团艺术顾问。   但这身军装穿得太沉重了，从1949年他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加入解放军，到1988年最终定格为副师级离休干部，他人生中最宝贵的二十年都被耽误了。   如果我们要了解王洛宾这跌宕的一生，必须把目光聚焦到马步芳的身上，他不仅是西北军阀的领头人，更是改变王洛宾命运的人。   事情得回到1939年，那时候的王洛宾还是个意气风发的文艺青年，他在青海听到了时任省主席马步芳嘴里哼出的“花儿”，你很难想象，那个杀伐果断的军阀，竟然成了王洛宾西部民歌的引路人。   紧接着是1941年，命运跟王洛宾开了第一个玩笑，他被国民党中统特务当成“通共嫌疑”抓进了兰州大砂沟监狱。   没有审判，只有无休止的严刑拷打，在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他只能靠给狱友罗立力写《蚕豆谣》来维持精神不崩塌。   就在他快要死在牢里的时候，那个看似不可能的“生门”打开了，马步芳听说了这事，直接拍了桌子，对着特务机关怒吼：“王洛宾不是共产党，他是我的人！”   1944年，正是凭着这句霸气的担保，王洛宾走出了国民党的监狱，为了报恩，他成了马家军的上校教官，负责搞搞社火、编编曲子。   那时候的他绝对想不到，这个身份会在十六年后为他带来麻烦，时间来到1960年，政治的风向彻底变了。   当审判人员翻开王洛宾的档案时，那些当年让他活命的证据——上校军衔、马步芳的亲笔保释，瞬间发生了极性反转。   曾经的“救命恩人”变成了“反动军阀”，曾经的“知遇之恩”变成了“历史反革命”的铁证，所有的逻辑都说的通了：因为被国民党当共党抓，他差点死，因为被共产党当马家军抓，他判了15年，这种荒诞剧本，连最蹩脚的小说家都不敢这么写。   接下来的日子，是乌鲁木齐砖窑大队漫长的劳改生涯，从1960年到1975年，曾经那双弹钢琴、写《在那遥远的地方》的手，每天的任务是拉车、烧砖。   他在高墙内消耗着生命，而墙外，他的第二任妻子黄静早在1951年他第一次被捕时，就因为极度惊恐而病逝，等到1975年5月22日，他终于刑满释放时，已经是个62岁的老人了。   走出监狱大门那天，他真的是一无所有，没有家，没有工作，没有亲人迎接。   但他手里紧紧攥着三本厚厚的笔记本，那是在炼狱般的苦役中，他利用每一个喘息的间隙记录下的民歌素材。   这可能就是所谓的“能量守恒”吧——他失去了二十年的自由和世俗的幸福，却在西北的荒漠里，为这个民族保留下了最纯粹的音乐基因。   1988年9月，当一枚“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挂在他胸前时，距离他第一次穿上军装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   这时候的他，享受着副师级的待遇，外界给了他无数显赫的头衔，但在这个早已看透了世态炎凉的老人眼里，这些金光闪闪的标签或许还不如一首“花儿”来得实在。   晚年的王洛宾，住在新疆军区文工团的院子里，见人总是客客气气，有人问他恨不恨当年的那些人？他摇摇头，甚至提到那个毁誉参半的马步芳，他也只记得那个给他哼唱民歌的知音。   他把自己漫长而破碎的一生压缩成了一个最简单的定义：“传歌人”。   这不仅是一种谦逊，更像是一种幸存者的淡然，在经历了从阶下囚到座上宾的过山车后，他终于明白，只有歌声，才是那个唯一不会背叛他的归宿。信源：光明网 王洛宾儿子揭秘《在那遥远的地方》幕后的创作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