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张大千罕见对女儿发飙：“为什么要我回国？你说国内进步很大，穷死、饿死那么多人，这也叫做进步？” 1963年的香港街头，海风裹着潮湿的气息，吹进张大千暂住的居所，面对奉命前来劝他回国的女儿，这位享誉世界的画坛巨匠罕见动了怒，一句穷死饿死那么多人，算什么进步，道尽了半生漂泊的无奈与愤懑。 很多人觉得他是留恋海外的安逸，却不知这份“安逸”背后，是几十口人的生计重担，是文人风骨与现实生计的艰难权衡。 张大千从来不是政治中人，他的世界本只有笔墨山河，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他并非刻意逃离，只是机缘巧合下远渡重洋，谁知这一去便成了漂泊，新中国成立后，高层对他十分看重，周恩来总理多次过问他的归乡事宜，不仅特意为他预留奖金，还嘱托亲友写信劝归，陈毅元帅也托人转达诚意，希望这位国画大师能归国效力。 这份盛情并非不令人动容，但张大千有自己的顾虑，他的顾虑首先藏在一本泛黄的账本里，那本磨得发旧的册子上，用毛笔密密麻麻记着每一笔开销，大伯家孩子的生活费、姑母遗孤的医药费、门生的画具钱，还有老家亲戚的接济款，从内地带出的一大家人，上至老仆，下至门生，几十口人的生计全靠他一支画笔支撑。 当时国内艺术市场萧条，画家们大多靠画连环画、年画谋生，即便是齐白石这样的大家，一幅画也只能卖几十元，而张大千在海外办画展、卖字画，看似风光，实则是日复一日的奔波。 张大千曾对人说，自己不是贪财，只是每天一睁眼，就有一大家人等着吃饭，根本歇不得，组织承诺为他安排好一切，可那些跟着他颠沛流离的普通人，谁来安置？这份担当，让他无法轻易点头。 除了生计，个性与环境的适配度，也是他犹豫的关键，好友谢稚柳最懂他，直言张大千自由散漫，既受不了国内的生活限制，更应付不来繁杂的会议应酬，他一生只醉心绘画，不擅言辞，更不愿被各种头衔束缚，对他而言笔墨自由才是安身立命之本，若回国后被琐事缠身，无法潜心创作，反倒辜负了一身才华。 没人比张大千更眷恋故土，他的画笔之下，永远是内江的小桥、青城山的翠竹、长江的万里烟波，1968年他耗时十日一气呵成近二十米长卷《长江万里图》，从岷江索桥到吴淞口，十处江山胜景尽入画中，既是为同乡贺寿，更是借笔墨寄托思乡之情，这幅画融合了传统泼墨与西方泼彩技法，笔墨间全是对祖国山河的深情，被后世誉为“寄情山河的不朽之作”。 张大千也曾收到齐白石的来信，信中描述的新生活看似乐观，可末尾提及卖画的窘迫，让他瞬间读懂了老友的无奈，他默默寄去100美元，却更加坚定了暂时不回国的想法，不是不爱国，而是他明白，爱国不能当饭吃，唯有先让身边人活下去，才能守住心中的山河意气。 晚年的张大千思乡愈切，却终究没能踏上归乡之路，1983年他在台北辞世，享年84岁，有人说他遗憾终生，可这份遗憾背后，是一个文人的责任与坚守，他没有选择依附任何一方，而是靠着一支画笔撑起了一大家人，守住了艺术的尊严，更把中华山水的风骨传遍了世界。 回望1963年那场香港的会面，张大千的怒斥从不是对故土的否定，而是对现实的妥协，他的归期藏在笔墨里，藏在对家人的担当中，更藏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里。 这位漂泊的画坛大师，从未忘记自己的根，只是命运的重担，终究没能让他等到落叶归根的那一天，而他的画作与风骨，早已跨越山海，成为连接故土与异乡的精神纽带。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