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冲突持续到现在，一个咱们不得不承认的事情已经出现在了咱们的面前，那就是咱们的敌人不止有高市早苗。 首先我们要清楚，自中日冲突发生后，日本出面的人不是高市早苗就是其他日本“右翼”，这就给了咱们一种，日本政府才是咱们真正的敌人。 最明显的变化是，以往日本保守势力虽然常有刺激言行，但多停留在精神层面，真到实操过线时还是非常克制。但这阵子围绕涉华议题的态度一直持续偏向强硬。 有些政策执行也越来越不藏着掖着。在这一过程中她们不是独自上场，来自部分媒体、智库甚至一些民选议员的支持力度不小。 这说明在当今日本社会，有人愿意听强硬语气，也有人愿意推动这种表态变成施政方向。再结合近期日本国会内涉及对中国产业、技术、贸易的议案推进。 不难发现那种“针对而非合作”的方向，早已不是孤立声音，而是逐渐变成制度化实践配合焦虑情绪的结合体。 回看中国这一侧，在钓鱼岛、台湾海峡和东海多边航行等议题中一直维持公开透明、节制有力的态度。中国外交部多次明确表示维护国家主权毫不动摇。 但同时强调对地区和平的坚持。这不是虚礼，而是真正体现出一个大国的底气和思路，一边推进自身军备发展和产业安全，一边不给对方新一轮挑衅制造借口。 这对于喜欢借机炒作的人来说，其实是最难受的局面。对方如果盼着你主动碰瓷上钩，那你偏偏怎么稳又怎么做得住。这一稳，就把主动权收在自己手上。 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日本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吃这一套？这是我们必须面对，也不能忽略的部分。那是一种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复杂心理结果。 从经济角度，日本虽然在高科技材料、化学合成、精密机械等领域还保有优势，但多个产业已经被中韩等国家后来者压得喘不过气。 从人口结构看，进入老龄社会的日本，年轻人更少参与到政治判断中，话语权逐渐偏向保守群体。从媒体生态看，一些传统新闻机构与老牌右翼政党有着长期利益纽带。 这让涉华议题的呈现方式更侧向指责而非对话。久而久之，普通民众在阅读和接收层面的倾斜就成了新常态，被不断强化的危机叙事越来越不容易刺穿。 举个例子，日本在推动所谓经济安保战略时，多次提及加强对邻国“依赖的风险克服”，听起来像是理性经济策略，其实出台配套细则中对中国企业的限制条款明显多于其他国家。 这背后并不是某个个体政客理念的投射，而是全体系政策受到民意结构影响的结果。哪怕是面对对外制裁导致的直接反噬。 比如旅游人数下滑、水产品销路受阻，实际上也没掀起足够大的反思潮，说明眼下的整体氛围本身并不寻求互利局面，而是陷入“风险防控”与“威胁想象”的双重消耗怪圈。 把这个问题放大一点来看，现在流行拿俄乌战争做对比，确实也不全是比喻，至少结构相似。一开始很多人以为乌克兰不过是国家不愿放弃领土，其实真正激发战线持续的。 是乌克兰群众长期被塑造出的一种“国家认同不容妥协”的信念。这个信念一旦成型，哪怕政府心里明白该让步的地方在哪，也没有空间对民众交代。 反观日本也是一样，表面是少数高调政客不断发声挑衅，实则背后能让他们支着说下去的，是社会舆情给予的支撑。不止是“政对政”，而是“情对情”，一方想谋合作，一方却已经构建出情绪壁垒。 这种结构也意味着，中日关系未来的解开难度并不在一两个政客的调门，而在社会氛围是否愿意脱离情绪惯性。在中方持续展示理性和定力的背景下。 如果对方社会依然沉浸在历史问题、区域对抗、技术压制的滤镜之中，那就会导致政客反而越来越迎合靠刺激获取政治红利的表现模式，这会让问题不断循环拉扯。 所以说到底，高市早苗不是孤例，她的存在也不是偶然。从东京都议会的涉中议案推进，到一部分民调中居高不下的“对中国冷淡态度”，都说明这场冲突不是靠“换人”就能直接缓解的局面。 如果一段关系建立在长期舆论操纵和对抗叙事上，那最终打交道的就不是单个政客，而是整个对方社会的对抗意愿和政策链条的集体走向。 日本看似总是由某些代表出头发言，其实其中更多难以调和的地方，恰恰来自底层民意和上层设计之间达成了某种高度一致，共振式地推进了一种并不注重互信的决策逻辑。 这样的局面本质上比具体某个激进行为更深层、也更不容易处理，因为它不是爆点问题，而是结构性张力，是认知偏差长时间供养出来的政治选择。 对于我们来说，认识到“敌人”背后的支持土壤，不再误判局面，这才是回应和处理问题时最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