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0月20日，郭汝瑰被一辆大货车撞倒，抢救无效身亡，三天后，他家突然收到一封从台湾寄来的空白信纸，信上没有一个字，也没有署名，此后接连几封信，内容一模一样，没人能说清这些信到底想表达什么。 我是郭汝瑰的孙子，那阵子守在爷爷重庆的老房子里整理遗物，头顶的吊扇嗡嗡转着，把桌上摊开的旧军事地图吹得边角卷起来。第三封空白信送到那天，我正翻他那只锁了几十年的樟木箱子，里面全是泛黄的黄埔军校教材，夹着一张边角磨白的合影。 合影里有个穿国军军装的人，站在爷爷旁边，嘴角叼着半根烟，眉眼有点眼熟。我忽然想起信封上的邮戳，虽然模糊，但能辨出是台北万华区的老邮局，而爷爷生前有次喝了点酒，念叨过一个名字，陈克非，说当年在国防部一起熬夜改作战计划，那人烟瘾大，总抢他的茶叶。 当天傍晚，家里来了个穿藏青色中山装的老人，头发全白了，说话带点台湾腔，进门就盯着桌上的空白信，没说自己是谁，只问“郭老走得安详吗？”我点头，他就坐在藤椅上，手指摩挲着信封边缘，半天才开口：“当年在淮海战役前，我和郭老在南京的小酒馆里打赌，谁要是先走，活着的那个就寄白纸——想说的话，早在四十年代的战壕里，就已经说完了。” 我愣在原地，忽然想起爷爷书房墙上那幅他晚年写的字，“无言胜有言”，原来不是随便写的。老人坐了不到半小时就起身告辞，没留联系方式，我送他到楼下，看见他从布包里摸出一张空白信纸，揉成小团丢进了路边的垃圾桶。 后来那些空白信我都收进了樟木箱，和那张合影放在一起。去年整理箱子时，我发现爷爷的旧笔记本里，也夹着一张纹路一模一样的空白信纸，想来是他早就准备好的，只是没机会寄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