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公斤的婴儿，三天三夜没生下来，医院里连麻药都没有。 那年是1927年4月，广州西关保生医院，邓颖超躺在产床上，发着烧，子宫收缩早没了力气。她刚开完工运会议回来，肚子已经大到穿不上旧旗袍，但没人给她批一天产前假——区委没这规矩，自己也没想过能要。 医生叫王德馨，是内科转过来的，没专门学过接生。产钳是他翻着英文小册子试的，孩子头卡在骨盆口，硬拽出来时已经没气了。4.5公斤，比现在新生儿平均重一斤多，可那时候没人量体重，是后来整理遗物时在一张泛黄的医院收据背面发现的铅笔字：“婴重十磅”。 没有剖腹产，广州没这个条件。上海仁济、北平协和倒是有，但得坐五天轮船再转火车。也没有血库，没青霉素，产后发烧三天，她自己用凉水毛巾敷额头，一边咳一边改妇女运动报告。1928年在上海仁济复查，医生写：“继发性闭经，或因产褥感染未治所致。”——意思就是，那次没治好，以后怀不上了。 不是她不想生，是生不下来。也不是她特别倒霉，是整个广州，1927年每一百个产妇里，有将近三个死在产床上。底层女工在家生，找的是“绞肠痧婆”，拿烧红的剪刀剪脐带；有钱人住租界医院，死亡率只有前者的零头。邓颖超住的保生医院，夹在中间，有听诊器，没X光机；有消毒水，没输血设备。 她后来主持写《婚姻条例》，硬塞进“产假两个月”，被几个男委员嘀咕“太长了，影响工作”。1950年《婚姻法》出台，全国开始建妇幼站，她亲自去北京南苑试点看接生婆培训，看她们怎么用新法洗手、戴口罩、剪脐带。不是为纪念谁，是怕再有人躺在那里，睁着眼，等不到医生拿定主意。 那个孩子没名字，医院记录只写“男婴，夭”。邓颖超一辈子没提过他的脸长什么样，只在一次谈话里说：“我摸过他的脚，很热，像刚出锅的年糕。” 后来她抱过很多别人的孩子，教他们识字，送他们上学，却再没抱过自己的。 那张收据，2012年广州档案馆数字化时扫进了系统，编号是YS-1927-04-18-07。 我看见过截图。 字是蓝黑墨水写的，有点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