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末，孙传芳下令处决被俘的施从滨，手下劝说：“我们打内战，对待俘虏不宜杀戮，不如押送南京监禁。”孙传芳不听，将施从滨处决后，让人在白布上用红字写上“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暴尸三日。   一张白布，一抹红字，三天三夜的冷风把一颗头颅挂成了施家一辈子的噩梦。那时的天下乱得很，军阀混战、人命贱如草，可这一刀，斩的不光是施从滨，更是他女儿施剑翘年仅二十岁的青春。   那年冬天，她站在报纸前的神情，就像一个硬生生被撕裂的人。没哭、没闹，只是默默拿剪刀剪断了头发，用一根发簪当场折成两段，像是在告诉天地：“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听起来像电影，可她真就这么活了十年。   她不是谁家的千金小姐，也不是市井之徒。她读过新学、上过女校，还穿着绣花鞋，缝小衣做女红。可那一瞬间，她像是被命运一把推上了刀尖，再也无法退下。   她先看向亲人。施中诚是她堂兄，曾受过父亲的大恩。她求来求去，托人情，走老关系，硬是让他成了烟台的警备司令。她以为有了靠山，复仇这事总能提上日程。可官帽戴高了，人的耳朵就只听得清自己的前程。施中诚不断退缩，甚至站在道义面前讲起了现实，让她别再执念，安安分分过日子。   亲情变成了回声，听多了只剩堵心。她写了封决绝的信，把这段骨肉之情也一刀斩断。   失望一次，人不会立马死心。她又把希望放在了丈夫身上。施靖公是军官，婚前她说得清清楚楚，报仇是底线，他拍着胸口承诺得天花乱坠。可婚后，他只在营里混日子，一次次用“孩子还小”“眼下太乱”搪塞。嘴上说爱她，心里早把那段誓言打包扔了。   这世道太难，女人心更硬。她明白了，靠别人不如靠自己。从那天起，她不再等谁的承诺，也不再听别人讲道理。   为了复仇，她悄悄做了脚步手术，忍着剧痛把因裹脚变形的骨头重新掰开。医生说风险大，她回答：活着就不能怕疼。   她去河南少林寺练武学枪，用一根金属丝吊着手指练稳定，只为开枪时不颤。她一边是母亲，一边是刺客，每天白天哄孩子，晚上练枪。日子像刀子一样走，她却走得越来越稳。   孙传芳不是没防备。他吃斋念佛、深居简出，每次出行都小车三辆、警卫跟随。可施剑翘熬得住，她盯着两个孩子的幼儿园，发现孙传芳的女儿也在那里。用这种方式，她一步步摸到了仇人的生活轨迹。   机会终于来了。1935年11月的一天，天津下着细雨。孙传芳像往常一样走进南马路居士林。施剑翘早早进了佛堂，衣袖里藏着一把勃朗宁手枪，还带了一张父亲的遗照和《告国人书》。   佛堂木鱼声声，那一刻的宁静，比枪声更刺人。她走到孙的身后，举枪连开三发，孙传芳应声倒地，血染僧袍。   她没有逃跑，也没有惊慌，而是平静地从衣袖里抽出那一沓传单，一张张撒向人群。里面写得明明白白：我不是杀人犯，我是一个女儿。我要为我父亲讨一个公道。   现场混乱，巡警赶到，她举起双手，自首投案，毫无反抗。   这个世界看似冷漠，舆论却一下子沸腾了。全城轰动，报刊争相报道，从学生到商人，无人不知施剑翘。   冯玉祥替她说情，宋美龄也帮忙奔走。民意汹涌，她不是单纯的“仇杀者”，更像一个时代里，被逼上绝路又宁死不屈的身影。   法院最后判了七年，关了不到一年，国民政府下达特赦令，她走出了牢门，回头的那一刻，像一棵挺直的青竹。   有人说她冲动，也有人夸她血性。但她说得最朴素的一句话是：“我这不是替天行道，我就是替我爹出口气。”   她没请命做英雄，也不想做烈女。她只是一个被逼到尽头的女儿，一个不愿活在耻辱下的人。枪不是她人生的全部，而是她十年委屈积压过后的爆发。她曾试图通过合法途径伸冤，也曾求过亲人援助，可在那个乱世里，没有人替她说话。   她只能选一条最痛最重的路，也因此，她赢得了世人的敬重。   她不是传奇，而是真实，真实得像一块从乱世里拉出来的铁，烧过、敲过、烙过，最终挺在风中。   如果你是她，你会选择原谅，还是同样的执念一生？这个问题，放在今天，也依然值得我们讨论。   评论里面说说你怎么看施剑翘这十年的等待和这一枪？你，是敬佩，还是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