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淄博，宋家的老宅在上世纪90年代拆迁，换得4000余元补偿。20多年后，宋家兄弟，突然翻出旧账，不断向上级举报村 支 书“侵占集体财产”。期间，兄弟俩在得到官方答复后，仍以“让其坐不稳位子”为要挟，持续施压。被举报的村 支 书没有通过公家，而是私下与宋家签了协议，忍痛将自己的180万元积蓄，分文不少地转给了举报他的宋家兄弟俩。几年后，村 支 书走进派出所报案，称自己遭受了敲诈勒索。事后，宋家兄弟被检察院以敲诈勒索罪提起公诉，历经一审二审，判处有期徒刑。而家属认为判决不妥，将继续申诉。   据悉，宋某某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便长期担任某社区村 支 书，是村里的“当家人”。   宋某国与宋某全则是亲兄弟，两人均年过五旬，弟弟宋某全还曾担任社区居委会副主任，也是村务的参与者。   1998年，社区进行了拆迁改造，宋氏兄弟家的一处旧宅属于被拆之列，对于这处旧宅的拆迁，当时的村委给予了补偿，总额为4269元。   这笔钱，由兄弟俩的母亲分两次领取完毕，这意味着当时双方就拆迁补偿事宜已经了结，权利和义务关系在当时已经终止。   此后的二十余年，生活看似波澜不惊，兄弟二人与宋某某虽作为同村乡亲，但并无太多交集。   谁曾想，一笔四千多元的陈年旧账，会在二十多年后，以一百八十万元的惊人数额被重新翻出。   2019年，宋某国、宋某全兄弟二人开始就1998年老宅拆迁一事，重新提出诉求，他们认为，当年的拆迁补偿存在问题，自己并未获得足额或合理的补偿。   与此同时，他们还将矛头指向了宋某某，指控其存在“侵占集体财产”等行为。   于是，兄弟俩走上了信 访举报之路，他们多次向街道等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内容集中两点：一是自家老宅拆迁补偿不公；二是宋某某存在经济问题。   相关职能部门对于他们的这些诉求，进行了调查并给予了答复。   然而，2020年，宋氏兄弟以及他们的父亲与宋某某本人，没有通过社区或政府，而是私下签订了一份《宅基地补偿协议》。   协议约定，宋某某向宋家支付一笔巨额补偿款。   同年11月，宋某某向哥哥宋某国的银行账户转账180万元。   不久后，宋某国将其中的86万元转给了弟弟宋某全。   2023年7月，风云突变，付出一百八十万元的宋某某，走进了公安机关报案，报案理由是他遭受了敲诈勒索。   公安机关随即立案侦查，认为宋某国、宋某全兄弟有重大嫌疑。   兄弟二人经依法传唤后到案，接受了调查。   2023年9月，检察院批准逮捕，二人身陷囹圄。   2024年3月，检察院最初是以“寻衅滋事罪”对二人提起公诉。   但经过进一步的侦查和审查，到了2025年1月，检察机关变更了起诉罪名，最终确定为“敲诈勒索罪”。   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法院指出，宋家兄弟的老宅在1998年的拆迁补偿法律关系在宋家母亲领取4269元补偿款后就说明已经终结了。   宋家兄弟在历史补偿已完结且其举报事项已获有关部门答复处理后，其诉求已缺乏合法依据，在此情况下，两人以持续举报施压为手段，与宋某某个人达成巨额金钱协议，具有明显的任意性和勒索特征，有非法占有目的。   法院强调，宋家兄弟在相关部门已介入并对其举报内容作出处理后，仍未停止向宋某某个人施加压力，实质上是以“让其不得安宁”、面临不可预测的严重后果为要挟，迫使对方就范，符合敲诈勒索罪中以“威胁、要挟”手段造成他人心理强制的行为特征。   而宋某某之所以支付180万元，并非出于赠予或履行法定义务的真实意愿，而是为了“破财消灾”、解除这种被要挟的状态。   又结合山东地区司法文件，敲诈勒索公私财物价值四十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   本案涉案金额高达180万元，远超“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法院认为，宋家兄弟构成敲诈勒索罪。   《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法院进一步指出，宋某国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宋某全起次要作用，系从犯。   最终，一审法院判处宋某国有期徒刑十年、宋某全有期徒刑七年。   一审法院判决后，宋家兄弟二人均表示不服，坚称无罪，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对于这个结果，宋家人不认可，计划继续申诉。   对此，您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