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连生两女的朱环佩再次怀孕，丈夫：“再生女儿我就纳妾，”谁料，生下来还是女儿，就在朱环佩伤心落泪时，婆婆却说：“别哭，我有办法！ 清末民初的东南沿海，宗族规矩像看不见的绳索，把一户户人家勒得紧紧的。不孝有3，无后为大挂在墙上，尤其对做生意的毛家、徐家，大房太太的肚皮几乎等同于家族的脸面。 不同地方的朱环佩，在各自的院子里，一边喝着苦得发黑的补药，一边被一个同样的问题逼到角落，生不出儿子怎么办。 在浙江江山的毛家，16岁就背着十里红妆嫁进绸缎世家的朱环佩，本来以为自己的人生会顺风顺水。头胎儿子毛乾活蹦乱跳，毛家人把她当成掌上明珠，直到那年孩子5岁，在花园里追蝴蝶时跌进荷池，再捞上来已经没了气。 那一刻她几乎是肉眼可见地老去，后来再也不肯迈进那片种满木芙蓉的小院。此后几年，她连着生了好几个女儿，丈夫从温柔变成冷淡，最后直接放出纳妾、休妻的话，婆婆嘴上护着她，眼里也离不开传宗接代这4个字。 在福建毛家的大屋里，情形比江山更冷硬。那边的朱环佩，同样在第3次怀孕时听见丈夫和婆婆商量，要花12块银元从福州育婴堂抱个男婴回来，对外宣称是双生，把刚生下的女儿丢在风雪里听天由命。 她抱着才落地的孩子，想哭想喊，却在婆婆一眼望过来时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几天后，她亲手把女儿交到小叔毛华南怀里，看着那包青布消失在积雪和香灰混成的泥里。 紧接着，毛宗耀被抱进毛家，洗三、报户、取名，所有仪式一应俱全，老太太笑得合不拢嘴，族人纷纷夸她有福。 可这个买来的儿子终究体弱多病，没熬过第1个冬天就走了，换来的是一顶抬着阿香进门的红轿，以及婆婆指着她鼻子骂“丧门星”的声声咒骂。她用女儿换来的，不过是一段虚假的稳当，连同丈夫一点点残余的情分也一起赔光。 如果说福建的那一次抉择是宗法压力把人逼到绝境时最残忍的答案，那么绍兴徐家的那间内室里，婆婆陈氏给出的则是另一条路。 那年同样是1900年，第三胎依旧是女儿，徐德生的烟袋摔在地上，转身就走，话里话外已经在打听纳妾。朱环佩一边喝着红糖小米粥，一边向婆婆认错，陈氏却只是掀开被角看了眼小孙女的脸，说了一句别哭，我有法子。 她想起当年自己也连着生了闺女，丈夫动过收唱曲女进门的心思，是她靠翻账本、补窟窿救回了亏了300两银子的布庄，于是她对儿媳说，徐家不缺出苦力的人，只缺会记账、能教书的脑子。女儿不是累赘，可以被养成一个顶得过几个儿子的账房先生。 陈氏拉着儿媳在族里据理力争，说读书用不着进族学，自家私塾教教不犯祖宗规矩，而且娘亲教书，还能省先生的束脩。就凭这句“省钱”，老一辈闭了嘴。 于是徐慎言3个月大就听娘念《三字经》，5岁能帮母亲核对织工工钱不出错，7岁进女子学堂，16岁考进杭州女子师范学商科。族谱上仍不肯写她的名字，可徐德生已经把自己百年之后的奠仪收支交给这个三女儿打理，说她比儿子可靠。 徐家的纳妾之议，就这样在一本一本账册里悄悄熄火。 回到江山毛家，朱环佩在买子、失子、差点被休的几番打击之后，也慢慢学着把希望往女儿身上挪。 毛传贤没能活过1岁，毛家最小的女婴被抱走换了几袋粮，最终留在她身边的只剩毛彦文和毛彦容。她本以为婆婆仍会逼着自己去求子，谁知王氏反而先拿出首饰换钱，主动请女先生进门。 两个孙女读书、学珠算，灯下翻书翻到深夜，她在一旁守着，不再逼自己去算下一个儿子是什么时候。毛彦文后来读了上海务本女塾、金陵女子大学，在报纸上写下那句“妇女不该只靠生儿子证明价值”，文章送到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案头，激起一场关于女教化的讨论。 从那以后，北平饭店那场热热闹闹的婚礼成了人们口中的佳话，可在婚礼之外，店门口晒太阳的老太太，每年清明仍会悄悄去祠堂门口烧一张写着“毛传贤”的纸，她没有忘记自己曾经做下的选择。 3个故事摆在一起，并不是要分出哪一家女人更聪明，哪一家更糊涂，而是让人看到同一个时代里，女人被同一条绳子勒住喉咙时，命运能被推向多远。 有人在恐惧里亲手送走亲生骨肉，换来短暂的安宁又被抛弃，有人靠婆婆的一句“我有办法”，把女儿推上算账教书的路，也有人在一次次丧子之后，终于懂得把眼光从祠堂牌位挪到女儿的书桌上。 宗法制度最后还是被时代的风吹散了，可那些在风里咬着牙活下去的朱环佩们，一个用账本，一个用学堂，一个用笔，把自己的女儿推到旧世界的缝隙边上，让她们有机会走出去，这大概是她们在命运牌桌上，拼尽全力留下的唯一回手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