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7岁的女知青张梅香被领导叫到办公室，一把将她抱住，绝望之际，她没有哭喊，反而冷静地提出了一个大胆要求，竟让她毫发无伤地脱险，还把色狼送进了大牢！ ​​1969年的冬天，17岁的上海知青张梅香，像往常一样穿着那身沾满干硬泥点的粗布衣服，她是被人从玉米地里喊回来的，通讯员催得急，说是公社副主任找她“核对工分”。只要在那个年代呆过的人都懂，工分就是知青的命，它扣着口粮，更扣着那个唯一的、虚无缥缈的回城希望。 ​​坐在昏暗办公室里的那个男人叫黄书良，大家都喊他黄主任，四十多岁，平时看着人模狗样，但这会儿，在那盏灯芯啪啪作响的煤油灯下，他的眼神却浑浊得吓人。 张梅香是1969年初从上海下乡到东北兵团的知青，同批下乡的年轻人大多只有十六七岁，远离家人，在陌生的乡村里只能依靠基层干部安排工作与生活。 她所在的生产大队条件艰苦，冬季气温长期低于零下二十度，日常农活繁重，知青们每天挣工分、分口粮，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刁难，生存压力本就极大。 黄书良作为公社副主任，掌握着工分核算、岗位分配、回城推荐等关键权力，在知青群体中拥有绝对话语权，这也是他敢于肆意妄为的重要原因。 黄书良长期利用职权欺压知青，此前已有多名女知青被他言语骚扰，只是大家害怕被报复、被扣工分、耽误回城，全都选择忍气吞声，不敢对外声张。 这些情况张梅香早有耳闻，她平时刻意避开与黄书良单独接触，可这一次以核对工分为名的传唤，她根本没有理由拒绝，也不敢拒绝。 她走进办公室时就已经提高警惕，只是没想到对方会在白天、在办公场所直接动手，完全不顾及身份与纪律，行为嚣张到了极点。 被抱住的瞬间，张梅香没有慌乱尖叫，她清楚在偏僻的公社办公室，哭喊只会激怒对方，也不会有人及时赶来帮忙，反抗过激还可能遭到暴力伤害。 17岁的她在短短几秒内做出最理智的判断，她知道黄书良最在意的是权力、名声与职位，这些东西比一时的欲望更能约束他的行为。 她没有挣扎撕扯，而是用异常平静的语气开口，提出的要求直接击中对方最害怕的软肋，也为自己争取到了脱身的机会。 张梅香明确提出，要黄书良立刻松开手，并且亲自将她送回知青宿舍，全程不能有任何拉扯与尾随，否则她会直接向兵团总部、县革委会逐级举报。 她还强调自己已经提前告知同宿舍知青去向，一旦超时未归，同伴就会向连队领导报告，所有线索都会指向黄书良的办公室，这件事根本无法掩盖。 她没有示弱求饶，而是用清晰、坚定、不留余地的态度，让黄书良意识到继续施暴的后果，会直接断送他的政治生命与前途。 黄书良被这份超出年龄的冷静震慑住，他原本以为年轻知青胆小懦弱、容易控制，却没遇到过敢直接摊牌、掌握主动权的对象。 他权衡利弊后选择松手，他害怕事情败露后被撤职查办，更害怕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被扣上道德败坏、迫害知青的罪名，彻底失去一切。 张梅香在对方松手后没有立刻逃离，而是保持镇定走出办公室，全程没有表现出恐惧，这种冷静也让黄书良不敢贸然追赶或报复。 回到宿舍后，张梅香没有选择隐忍，她第一时间联合此前被骚扰的女知青，整理出黄书良多次利用职权骚扰、欺压知青的详细事实，记录时间、地点与具体行为。 她们避开基层干部，直接向上级兵团纪检部门递交书面材料，证据清晰、多人佐证，不存在任何诬告与夸大，完全符合当时的举报流程与纪律要求。 上级部门接到举报后迅速介入调查，黄书良的违纪行为证据确凿，无法抵赖，也没有任何人为其包庇遮掩。 在1969年的时代背景下，迫害知识青年属于严重违纪行为，政策层面明确保护知青权益，此类案件会被从严处理，绝不姑息。 黄书良最终被撤销全部职务，开除公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因情节恶劣、影响较坏，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彻底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这一处理结果在当地公社与兵团内部引起震动，也让更多敢于欺压知青的基层干部受到震慑，有效遏制了同类不良行为的发生。 张梅香的做法值得所有人敬佩，她没有被恐惧支配，也没有用极端方式对抗，而是依靠冷静、智慧与规则保护自己，既实现了安全脱身，又让作恶者受到惩处。 很多人在遭遇侵害时会陷入情绪崩溃，可她用最理性的方式完成自救，这种勇气与判断力，远超很多同龄的年轻人。 她的经历也说明，面对不公与侵害，隐忍换不来尊重，只有敢于发声、保留证据、依靠正规途径维权，才能真正守住自身的安全与尊严。 那个年代的知青生活充满艰辛，很多年轻人在异乡孤立无援，更容易成为被侵害的对象，张梅香的案例也给所有人留下深刻启示。 权力不受约束就容易滋生恶行，而普通人守住底线、敢于维权，就能让作恶者无处遁形。 她用一次冷静的选择，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更多后来的知青，这样的智慧与勇气，值得被记住、被称赞。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