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国民党少将范纪曼要被执行死刑，临刑前，他说要上个厕所，但谁也没有料到，此去竟然不复返，他用一块木板逃生了。 1949年4月19日凌晨4点，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的空气像凝固的水泥。在这个时间点，距离上海解放只剩38天，但对于范纪曼来说，距离他脑袋开花可能只剩几个小时。 墙内，他是等着吃枪子的死囚。在那墙外的档案之中，他被记载为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少将专员。其身份于档案内定格，似一段尘封旧史，静静诉说着往昔故事。此时此刻，这位少将手里唯一的“重武器”，是一块也就一米长的废弃木板，还有一枚磨得发亮的细小铁钉。 这不是电影里的桥段，这是一名顶尖特工潜伏17年生涯的“最后一舞”。 如果你以为这只是个“求生欲爆棚”的故事，那就把格局看小了。这双现在正死死抠着烂木板边缘的手，曾经撬动过二战的天平。 让我们把镜头从上海的死牢拉远，回溯到1938年。那时候的范纪曼，表面上是个闲散的文人教授，实际上却通过刘逸樵这条线，把日军在张鼓峰和诺门坎的底牌，精准地递到了苏联人手里。 这几张纸的情报，杠杆效应大得惊人。它直接引导苏军的火炮像长了眼睛一样覆盖日军阵地，把日本人打痛了。 斯大林由此确认日本不敢“北进”，才敢放心大胆地把远东苏军调往西线，去死磕德国法西斯。范纪曼可能自己都没想到，他在上海弄到的情报，间接影响了莫斯科保卫战的兵力部署。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他换上了国民党少将的皮囊。利用这个身份，他把廖耀湘兵团的全美械增援路线、陈长捷想要“水淹天津”的毒计，统统摆在了解放军指挥官的桌案上。 可以说，在那个决定命运的凌晨到来之前，他已经为即将到来的新政权立下了海量的隐形战功。 能干成这些事，靠的不是运气，是演技，更是对人性的极致拿捏。别忘了，他早在1930年代就是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的高材生。 他在北平演激进学生，在上海演风流教授，在军统特务面前，他演的是嚣张跋扈的黄埔同学。 这种演技在1949年3月救了他一命。彼时，联络人沈寒涛背义叛变，如一颗不祥的信号弹划破暗夜。而范纪曼的身份亦如被引爆的惊雷，瞬间暴露，局势陡然陷入危机四伏之境。 在审讯室里，面对特务的刑具，他没有求饶，反而拍着桌子吼：“当年戴笠戴老板都对我深信不疑，你们算老几？” 这一嗓子，利用国民党内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官僚弱点，硬是把那帮欺软怕硬的特务给震住了。他们没敢当场处决他，而是把他关进了看守所，给了他这几十天的缓冲期。 然而，此乃权宜之计罢了。虽能暂解燃眉之急，却非长久之策，不过是缓兵之举，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到了4月19日这一晚，所有的政治筹码都已失效，剩下的只有物理层面的计算。 这块木板不是他随手捡的，是他早就盯上的“云梯”。那枚铁钉也不是为了防身，而是他日夜打磨、用来一点点撬开几十斤重死囚脚镣的工具。 他像一台精密的仪器，算准了看守老徐在凌晨4点困倦难耐的生物钟，算准了厕所西北角那段围墙只有两米多高，更算准了那段电网没有通电的工程漏洞。 凌晨四点，谎称肚子疼上厕所的范纪曼，利用视线盲区，迅速卸下早已松动的脚镣。他把那块旧木板斜搭在矮墙上，构建了一个简易的坡度。 第一次冲刺，因为紧张和虚弱，他摔了下来。但他没有犹豫，第二次踩着这块满是毛刺的木板，硬是翻过了那道生死线。 落地时，脚踝剧痛，但他顾不上这些，拖着伤腿消失在上海黎明前的黑暗中。这奋力一跃，如一道冲破阴霾的曙光，为他在生死边缘辟出一条生路。他以无畏之姿战胜了如影随形的死神，于绝境中赢得生机。 一个月后，上海解放，范纪曼从“逃犯”变回英雄，甚至反手协助破获了焦建和特务案，转身成了上海戏剧学院的教授。 然而，历史有时荒诞至极，其荒谬程度令人难以展露笑颜。它以一种超乎想象的姿态，揭示着世事无常，让人在惊愕中陷入对往昔的深沉思索。1955年，因为受潘汉年、杨帆案的牵连，这位刚从国民党死牢里爬出来的少将，再次被戴上手铐。 这一次，没有木板，也没有越狱。他因触犯法律，被司法机关判处20年有期徒刑。这一判决不仅是对其过往行为的惩戒，也彰显了法律的公正与威严。 直到1980年上海高院平反，彻底否定原判时，他已是垂暮老人。晚年他坐在藤椅上，看着旧书和照片，那个1949年4月19日的夜晚，成了他人生最耀眼、也最唏嘘的一个注脚。 他曾经用一块木板翻越了国民党的高墙，但后来却用了半辈子的时间，才走出了时代的迷雾。那晚的越狱，不仅是逃生，更是一个旧时代的特工，对命运最倔强的一次突围。 主要信源：（梁平区博物馆——梁平党史人物故事|鞠躬尽瘁为伟业隐蔽战线写丹心——记中共梁山县委（特支）第一任书记范纪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