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游击队长刘奎准备开会，队员王德却借口头疼去睡觉，刘奎意识到不对劲，就跟了上去，王德眼神躲闪，突然说：“队长，我对不起你！” 这个出身江西吉安县贫寒农家的孩子，四岁失去父母，少年给人放牛，二十多岁在红五军里打反围剿、挨枪子，又在吉安一带坚持敌后游击，早就习惯把命压在战场上。 等到抗战爆发，调入新四军，从连长、工兵队长到军部参谋，一路摸爬滚打，皖南这一仗，算是把过往所有经历都砸进去了。 刚退到皖南深山时，黄山游击队名义上成立了，其实只有刘奎和两名伤员，整队武器就一杆步枪。白天满山找地方隐蔽养伤训练，夜里借着月光下山串村，做工作、找同志。 慢慢地，几个人变成八个人，八个人又吸引来零散的新四军官兵和积极农民，队伍刚露出一点气象，摆在眼前的头一个难题，就是武器几乎为零。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刘奎把目光盯上庙首伪乡公所。那天夜里，刘奎带着少得可怜的一队人，摸黑沿山路潜行，等到黎明前埋伏在通往庙首的路边。伪警察押着壮丁路过时，几步就被压倒缴械，身上的制服成了最关键的战利品。 换上伪警察衣服，押着由自己人扮成的壮丁，一行人大摇大摆进了伪乡公所。伪所长误以为上面派人来，刚走近就被放倒，周围乡丁吓得扔枪投降。庙首一战结束，黄山游击队一口气吃下了一批枪械弹药，在皖南暗夜里亮出第一抹火光。 枪一多，人就来得更快。几个月里，黄山游击队从几十人发展到一百多人，横跨泾旌太一带，打掉伪公所、袭击大李村与谭家桥据点，连南京的国民党当局都开始注意这支山中的队伍。 可人多不代表稳，从吉安一路打过来的刘奎很清楚，队伍能不能撑得久，靠的不是枪，而是心。新战士成份复杂，有的是临时被拉进来的壮丁，有的是本地青年，抗日立场未必牢靠。队伍刚扩起来那阵子，纪律问题接二连三。 王德就是典型。这个战士打仗不含糊，脑袋往前一扎，敌人就要吃亏，很快升到班长，脾气却横，不把纪律当回事，三天两头夜里偷跑出去喝酒。刘奎当过红军班长，又在新四军当过营连主官，看不得这种散漫，当众批评次数一多，王德心里越发别扭。 这样的人，正好被敌人盯上。当地汉奸叶保长投靠日伪，干尽坏事，最怕游击队秋后算账。得知王德有意见，又爱单独喝闷酒，叶保长立刻上桌。 酒馆里几杯下肚，王德把心里的怨气全倒出来，叶保长趁机开条件，两千大洋加一顶乡长帽子，只要动手把刘奎解决。 两千大洋对一个游击战士意味着什么，王德心里很清楚，再加上酒劲上头，一时糊涂答应下来。可酒醒之后，刘奎在战斗中挡子弹、在生活里帮自己一把把的细节又冒出来，几个日夜翻来覆去睡不着。 原本该参加的队务会议，王德借口头疼请假没去。刘奎发现骨干缺位，心里第一反应就是不对劲，散会转身就去宿舍找人。王德刚开始还支吾，终究是跪下来把斧头扔在地上，把叶保长的收买和自己几天的煎熬全说了。 这件事上，刘奎没有翻旧账，也没有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而是认定王德还没有迈出那一步，抓住机会从思想上把人拉回来。 从那以后，夜校、识字班、形势教育一件件办起来，战士们在山里学文化、听抗战道理、互相讲自己为什么参军，队伍的向心力一点点长出来。 游击战不是课堂，是枪林弹雨。刘奎从湘南游击到古烈游击，再到皖南，九次负伤，几次被叛徒出卖，日军顽军轮番围剿。 有一次被叛变的王昆山、张新元冷枪偷袭，三名战友为保护指挥员倒在身边，刘奎左腿中弹，被逼到悬崖边，干脆跳下去，靠着顽强的意志和山中群众、地下党接力营救，硬是一次次从鬼门关爬了回来，让敌人口口相传“打不死的刘奎”。 皖南几年，黄山游击队一路从三个人一支枪，发展到八百多人的沿江纵队，成了当地抗战的脊梁。 皖南事变后，刘奎掩埋项英、周子昆遗体，收拢百余名新四军官兵重组队伍；袁国平牺牲后，又托付群众秘密安葬遗体，一直到解放军接手。 这条山间血路走下来，刘奎身上既有红军老战士的硬骨头，也有新四军指挥员对人心与队伍的把握。 从庙首一仗开始，黄山游击队的每一次扩军、每一次思想整顿，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在敌人重围之中，怎样让一支三人的小队伍活下去、打下去，最终撑成一支能影响战局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