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受访时再次语出惊人：“我真的认为，我的国家——美国，仍然是世界的希望，仍然是世界上光辉的典范！”他还强调：“自从我来到美国并于1962年入籍以来，我的身份一直是美国人，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张忠谋的这些表述看似惊人，实则藏着他一生轨迹刻下的必然逻辑。童年的战乱颠沛，成了他认知底色里最深刻的印记。 从1932年到1948年，十几年间他跟着家人辗转南京、广州、香港、重庆、上海，每一次迁移都源于战火侵扰，没有稳定的居所，没有连贯的生活，这种动荡让安全感成了奢侈品。 而中产家庭背景和父亲的财政、银行从业经历，又让他比普通孩子更早接触到，秩序和规则的重要性，只是战乱打破了这一切，让他对稳定有序的环境，产生了极致渴望。 1948年之后，他的人生轨迹转向美国，这一转折彻底重塑了他的身份认知。 18岁左右赴美求学，先入哈佛，后转麻省理工攻读机械系，这段经历不仅让他掌握了谋生技能，更让他沉浸在，当时相对稳定且发达的西方环境中。 哈佛的西洋文化浸润，麻省理工的严谨学术训练，让他逐渐适应并认同，美国的社会规则和价值体系。 那时的美国在科技和经济领域，正处于上升期，给了年轻的他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机遇是当时动荡后的故土难以提供的。 毕业后进入半导体行业，他的职业发展更是与美国深度绑定。1958年加入德州仪器，这家当时的行业巨头给了他施展才华的平台。 公司甚至愿意带薪资助他，攻读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只要求毕业后服务五年，这种信任和投入让他得以全身心投入技术研发。 在德州仪器期间，他从基层工程师做起，凭借解决高难度制程的能力，一路晋升到集团副总裁，成为最早进入美国大型公司最高管理层的华人。 这段职业生涯让他切实感受到，美国职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和完善的企业制度，也让他在行业内积累了声望和资源，这些实实在在的收获，进一步强化了他对美国的认同感。 1962年选择入籍美国，对他而言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长期生活和职业发展后的自然选择。 入籍后的几十年里，他的事业根基始终深植于，美国主导的科技体系。即便1985年返回中国台湾创办台积电，其商业模式和发展路径，也离不开美国的支持。 台积电作为全球第一家专业代工公司，成立之初就获得了，英特尔的订单支持，而英特尔当时是美国半导体行业的核心企业。 1994年台积电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更是深度融入美国资本市场，获得了持续扩张的资金来源。 他推出的“群山计划”，吸引了德州仪器、摩托罗拉等美国科技巨头成为稳定客户，这些合作让台积电的技术和产能不断提升，也让他看到美国企业生态对行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美国给了他个人价值实现的最大化可能，这种切身经历让他形成了，对美国的固化认知。 在他的职业黄金期，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技术领先、市场规范、资本活力，都让他感受到这个国家的竞争力。 他自身从一个战乱中颠沛的少年，成长为全球半导体行业的领军人物，这一路的成功都与美国提供的环境和资源密不可分。 这种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的深度捆绑，让他自然而然地将美国视为成功的典范，认为这里是实现个人价值的理想之地。 同时，台积电的发展始终与美国的科技战略，保持着紧密关联。近年来美国推出芯片法案，提供数百亿美元补贴吸引台积电赴美设厂，即便他认为这种补贴有些浪费，仍选择顺应趋势。 这背后既有商业利益的考量，更有他对美国在全球科技领域主导地位的认可。 在他的认知里，美国的科技实力、创新环境和制度保障，依然是全球范围内最具吸引力的，这种判断源于他几十年来身处行业核心的观察和体验。 他强调自己“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的美国身份，本质上是对自身人生选择的坚定确认。 从童年动荡到美国求学，从德州仪器高管到台积电创始人，美国的印记贯穿了他人生的关键阶段。 这里有他摆脱动荡后的稳定生活，有他实现职业抱负的广阔舞台，有他积累的人脉、资源和荣誉。 相比之下，故土留给她的更多是战乱的记忆，而美国则赋予了他身份认同和人生成就。 这种基于个人经历的认知，让他在受访时能坚定地表达对美国的认同，将其视为“世界的希望”和“光辉的典范”。 这种认知的形成，无关宏观的国际格局，更多是个人命运与时代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战乱的童年让他渴求稳定，美国的发展机遇让他实现价值，职业的深度绑定让他强化认同。每一个人生节点的选择，都在推动他向这个身份靠拢，最终形成了那些看似惊人却合乎其个人逻辑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