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看上去，古史辨派似乎与后现代史学一样，要瓦解传统历史系统，重新寻找它构成的知识系谱，要找出“这个古史观念是从何时、何地、或因何事来的，为什么要来”；但仔细的研究后，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异。首先，“古史辨”毕竟相信历史有一个本真的存在，历史学的目的就是剥开层层包裹的“伪史”而呈现历史的“真实”，而且历史学也确实可以“去伪存真”；然而，后现代历史学却把“历史”与“过去”分开，把过去的真实存在用括号悬置起来，目的却只是追问“文本”与“叙述”。其次，正是因为这一差异，“古史辨”的中心只是在“辨伪”，剥去的只是“随口编造”的废弃物；而后现代历史学特别关心的是，既然这种“作伪”的文献本身已经成历史系谱中的堆积层，而且这种“伪史”已经与不可重复的“过去”有“反背”的恰合，那么清理与发掘这种历史系谱如何被建构就有了相当深刻的意义。再次，古史辨的历史学方法，只是针对“过去”而存在的。虽然它确实瓦解了旧史学，并与当时反传统的激进主义相呼应，参与了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表现了它符合现代性的一面，但它还是在“六经皆史”的延长线上，在追求所有历史文献所负载的“真实”，因而它也还是现代历史学。它所引起的思想史震撼，比如论证儒家传说之为作伪而导致的传统神圣性瓦解，比如对经典权威的质疑引起的思想震撼等，都需要思想史家的解释，才能进入思想史视野中。后现代历史学对于当下却有直接的关涉，因为它把“历史”与“真实”剥离，从“六经皆史”进一步走向“史皆文也”。它追求的是揭发我们现在的“常识”是怎样被某种政治意图建构起来的，现在的“历史”是在什么样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下被确认它的地位的，因此，它是针对现在进行时的“知识”的质疑。当它追问时，它恰恰在瓦解现在知识与思想的“不言而喻”，质问这种知识和思想是如何建构的，并把这种建构本身，也置于不断流动的历史之中。（《中国思想史：1895年以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