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单纯站在当时的时代，而非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去看郭沫若支持拆北京城墙。世人将发现：郭沫若是真的很有道理啊，他甚至是真的站在国家、人民的角度做的选择。 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北京的城墙就已经不是完整的模样了，民国时期北洋政府为了改善交通，就已经开始拆皇城城墙、开豁口，1912年的壬子兵变中，皇城东门东安门还被一把大火烧为灰烬，这就已经拉开了北京城墙被毁的序幕。 等到新中国成立时，历经战乱的城墙早已残破不堪，不少墙体坍塌、砖体脱落，有的地方甚至成了百姓堆放杂物的角落。 当时的新中国，说是一穷二白都不为过，老百姓连吃饱饭、住上遮风挡雨的房子都是奢望，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搞建设、促经济，让全国人民能活下去、能过好日子，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北京城墙的处理，分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拆除派和保留派。 很多人只知道郭沫若支持拆墙，却不知道他并不是盲目反对保护文物，作为知名文化人，他比谁都清楚古建筑的价值，后来也竭力主张保留故宫，甚至反对盲目发掘明长陵，因为他知道当时的技术水平根本无法保护好出土文物，他力主拆墙本质上是站在国家发展的大局上，做出的无奈选择。 那时的城墙确实成了发展的绊脚石，老北京的城墙一圈围下来，把城区死死困住，有限的城门根本无法满足交通需求，车马行人进出都要绕远路，严重阻碍了城市流通。 更关键的是当时国家没钱，既要搞工业建设，又要解决百姓的温饱，根本拿不出多余的经费修缮残破的城墙，当时如果修复绵延几十里的城墙，花费的钱财，足够养活一大批吃不饱饭的百姓。 郭沫若提出拆墙，还有一个被很少提及的考量，打破阶级隔阂，在封建时代城墙是城内权贵与城外百姓的分界线，城外的想进来，城内的想出去，是当时阶级差异的真实写照。 新中国成立后，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在他看来象征着旧时代阶级划分的城墙，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再加上当时苏联专家也建议拆墙，将北京建设成工业化大城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最终的决定。 而以梁思成、林徽因为代表的保留派，想法也同样值得尊重，梁思成和陈占祥一起提出了著名的梁陈方案，建议将行政中心西移，在复兴门外建设新城，既保留老北京的古城风貌，又能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古今兼顾。 他们多次奔走呼吁，甚至说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的一块肉，可这个方案最终没能被采纳，除了经济原因，还因为当时中央机关的组织机构尚未确定，方案缺乏可操作性，也有人认为北京市不该对中央机关的位置指手画脚。 这场争论的最终结果，是城墙被逐步拆除，拆下来的墙砖一部分用来修建百姓的房屋，一部分用来铺路、建厂房，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民生和建设困境，可等到拆墙接近尾声人们才猛然发现，北京虽然变得新了却丢掉了最珍贵的古韵，于是紧急叫停了拆除工作。 后来到了80年代，经济慢慢发展起来，国家开始着手修复部分城墙，可就像林徽因当年担忧的那样，希望50年后，你们仍然不后悔今天的选择，推倒的城墙再也回不来了，即便现在科技发达，也无法还原古人修筑城墙的工艺和韵味，修复后的城墙终究只是赝品，不是当年那座历经千年风霜的古墙。 现在再回头看这场争论，我们没有资格指责任何人，郭沫若的选择不是对错问题，而是时代的无奈，梁思成的坚持不是不切实际，而是对文化的敬畏，那个时代的人们只能在吃饱饭和保文物之间做选择，而他们的选择也成了后世关于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启示。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