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左权的女儿左太北报考哈军工，却因政审不通过没被录取，她当即去找了院长陈赓：“陈叔叔，你们凭什么不录取我？” 医院病房里，电扇嗡嗡地转着。陈赓靠在床头，看着眼前这个憋红了脸的姑娘，仿佛看到了老战友左权那副倔脾气。他没直接回答，只是指了指床边的椅子：“太北，坐下，慢慢说。” 左太北没坐。她站在那儿，胸口堵得慌。这些年，她跟着彭伯伯长大，心里就认准了要造飞机大炮，要干父亲没干完的事。哈军工的考场她闯过去了，分数够够的，怎么卡在了这张薄薄的政审表上？ “是因为我大伯，对吗？”她声音低了些，“可我从小到大，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我爸牺牲的时候，我才三岁。” 陈赓望着窗外，知了叫得震天响。他忽然问：“你知道你名字怎么来的吗？” 左太北一愣。“太北……是我爸在太行山北边打仗时取的吧。” “对，也不全对。”陈赓缓缓说，“你爸当时指着地图对我说：‘等娃生了，就叫太北。要让她记住这个地方，记住我们为什么在这儿拼命。’”他转过头，目光沉甸甸的，“你填表时，把你大伯的事写得清清楚楚，一点没隐瞒。你知道这可能会惹麻烦，为什么还写？” “彭伯伯教我的，什么事都要堂堂正正。”左太北挺直了背。 陈赓笑了，笑容里有些疲惫，又有些欣慰。他按了床头的铃，叫来秘书。“拿张空白表格来。”又对左太北说，“你再填一次。家庭关系那一栏，只写父亲：左权，烈士；母亲：刘志兰。其他不用写。” “可是……” “听我的。”陈赓摆摆手，“你大伯是你大伯，你是你。你爸把命都献出去了，要是他的女儿连学都不能上，那才叫没天理。” 表格拿来了，钢笔吸满了墨水。左太北接过笔，手有点抖。病房里安静极了，只听见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填到父亲那一栏时，她停顿了很久，墨水在纸上洇开一个小点。 “陈叔叔，”她忽然抬起头，“如果我以后有了出息，是不是就能证明，我爸的血脉，是堂堂正正的？” 陈赓没说话，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几天后，录取通知书送到了左太北手里。她拆开信封，看了又看，然后把它端端正正地放在父亲那张唯一的戎装照片前。照片里的年轻人微笑着，眼神清澈而坚定。 九月，哈尔滨的风已经带了凉意。左太北背着行李走进哈军工的大门，操场上一群学员正喊着口号跑步。她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把行李往上掂了掂，朝着新生报到处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