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湟李土司】
四 李雄垣坡皇堂墓地及李㺬巴州原墓地
据李鸿仪、李培业编纂的《西夏李氏世谱》中特别注明：“谨考民和暖支沟原坡皇堂（垣坡大坟滩）祖茔碑。系锦衣卫副千户之墓。有男永与昶所立碑。则知雄祖葬于原坡皇堂矣。”还有李氏家谱记载“雄南哥祖之次子授锦衣卫付千户葬於垣坡皇堂”。明朝列大夫兼修国史总裁国子祭酒胡若思撰，翰林朱孔阳书：追赠特进荣禄大夫右军都督府左都督李公神道碑“……丘陇之卜，巴州之阳，阴阳结聚，松楸郁苍，腾今耀古，百世流芳。大明宣德二年岁在丁未八月十六辛未上吉立石”这神道碑里已明确说明了这里所葬之人为李英祖先南哥所葬之地。如果李雄是李英胞弟，那么这里是李雄及其南哥祖上所葬之地无异。
“……数年而卒，時宣德五年正月十四日也，享春秋九十有三。上为感悼，特遣中使谕祭，且命官司营葬事，以某年某月某日葬西宁之巴州山。公娶王氏，赠夫人，子男二人，长英，次雄、锦衣卫千户，女三人，长适指挥班贵，次适汪福，次赘婿薛。孙男三人，长文陕西行都指挥使，次武，次昶，孙女三人为之铭。”这是南哥《墓志铭》中明确记载南哥死后葬于“西宁之巴州山”。那么由民和县博物馆所藏：明故前推诚宣力武诚特进荣禄大夫柱国会宁伯李公神道碑所记载的民和享堂李英之墓便是新坟，享堂哪里是从李英开始所葬，而没有他的祖先陵墓葬在里面。
进士尚宝司丞李㺬《新修札都水渠记》中曾明确记载：“……弘治初。因慨念丘陇荒芜。请命西归。洒扫事竣。乃立先业而维新之。”而李巩因辞官返乡、为父李昶守孝，适逢巴州、川口一带大旱，他不辞辛劳率领家人挖掘渠道，遇沟架槽，修渠约15公里，期间据说与李雄之孙（李永养子李瑾）为家产发生矛盾纠纷，巧合的是他返乡也恰恰15年后离奇亡故，既不葬巴原坟茔，更不入原坡皇堂祖茔，自己另选坟茔葬于民和巴州原上（这里特别注明李英坟茔在巴原，享堂以前叫巴原）。
“巴州南面用龟卜之术找了个墓，这里松树郁郁苍苍……”依山南水北为阳，原坡皇堂就在巴州南面，方位说的恰恰就是这里，而巴州南面地域里唯一一处有较大规模且又派人专门守墓的就是原坡皇堂（这里人们叫大坟滩）。而方圆千里其他地域从来没有听说过、也从来没有发现过这样大规模的墓葬。而且那时候这里就是漫山遍野的松树，据当地祖祖辈辈老人留传这里曾经有本山山林，如今还有用这本山林修建的房子还在垣坡村留存有人居住的。而拉马塬对面的山坡那块坟地千百年来在老百姓心目中一直传说是“李晋王”之墓，据传当年“李晋王”路过此地看到这个风水宝地，就吩咐他的部下，让他死后的归属地就选在这里。后来他的后人上坟祭祀时，为了尊敬亡灵，从享堂到巴州翻山而来，当远远看到他的墓地时，就下马拉着马步行到墓地，这就是“拉马缘”的来历，现在人们改叫为拉马塬。只可惜当年大开荒山，破除迷信时，把好好的墓地平整为耕地，而那些石碑，石马，石猴也早已破坏了。墓地的大致轮廓如今还依稀可辨，远看墓地真有点左青龙、右白虎、后有靠山、前有前庭之气势，远看就像大鹏展翅之状……，据今八十多岁的老人还依稀记得当年平整土地时埋在地下的石碑位置，如果洪水没有冲走的话，还在那里默默地记载着这里埋葬的具体是何人。
这里的“李晋王”：传说指李克用，在民和一带老百姓记忆中所说的西部首领。据说他临终时嘱咐，死后不要任何棺木和其他随葬品，也不要穿任何衣服，相当于净身而葬，并且留了三支神箭，出灵柩后要向东部连射三箭。后人李存勖觉得这样过意不去，就给他穿了件衣服埋葬了，然后向东射了三箭，而此时皇帝正在洗脸，第一支箭射在皇宫大门上；第二支箭射在皇宫屋檐上；第三只箭射在脸盆边。皇帝大惊，忙出兵西部，结果李晋王大败，为了死后不便让人们发现他墓地，就神秘的葬在这里了。据说如果不给他穿衣服的话，最后一支箭会把皇帝射死的，有可能他统一东西部而称帝这样的说法。
李氏土司始祖的追溯是建立在历史与传说，真实与虚构之间的一种历史文化架构，晋王是民间广泛流传的一个历史人物，这里有人说是沙陀李克用为先祖；有人说西夏皇族后裔为先祖。但正真能辨清的话有待于历史的考查与地下文物及石碑的重现。只有埋没于地下的文物才能说清历史的来龙去脉，也能还清一代名将副锦衣卫李雄的生前生后，更能说清两种说法的真实来历，也更能说明好多李氏土司家族未解之谜。
察哥为西夏惠宗秉常之子、崇宗乾顺庶弟，夏贞观三年（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封爵晋王。《西夏书事》崇宁二年（夏贞观三年）九月条记载：“秋九月，封弟察哥为晋国王。”并载;“察哥，乾顺庶弟。”。察哥封晋王后，执掌兵权，多次出兵河湟。亲自出征河湟明确见载的有四次。晋王察哥卒于天盛八年（1156年）四月，享年七十余岁。
锦衣卫副千户李雄之墓东五百米处，一高高的山峦，山势独特与山坡之间，谁也不敢肯定这是坟墓还是山峦，据当地人留传这是“李晋王”之墓，一直以来称呼的“大岭跟”，是早年的“大陵跟”引申而来，前面下方的垣坡大方张家，据祖祖辈辈留传是给“李晋王”守墓的人。
大垣头上盘龙寺始建于西夏，为皇家寺院，次重修于明洪武年间，再修于明天顺三年。据传大垣头上的盘龙寺寺院山门、大殿立柱等处共有九龙盘柱。僧内勺失吉省吉、李昶、李永及其他人等为纪念西夏远祖和垣坡皇堂所葬雄祖，约于明天顺三年（公元1460年），在垣坡皇堂（据说与西夏王陵、民和享堂风水一样，都是两水夹三山呈二龙戏珠、金瓶玉带，而垣坡龙王庙就处在“珠”口上）正对面的大垣头上重修盘龙寺，寺院山门、大殿立柱等处有九条龙盘绕，规格以西夏国皇家寺院建造，并将寺院以西喇嘛垣500多亩土地封给了寺院。如果不是皇家寺院的话，当时宗教、等级森严的时期，普通人不可能在这“唐蕃古道”、“丝绸之路”、“允吾古道”之称的交通要塞，历史故地上大胆用九龙盘柱的高规格模式。
李鸿仪公在《西夏李氏世谱》“追赠特进荣禄大夫右军都督府左都督李公神道碑”一文最后加了一句“此碑在青海民和享堂前佳城。碑额篆【赠夫人王氏墓碑】七字”这一句是错误的记载，因为南哥墓根本不在享堂，而墓碑也不可能在享堂坟茔。所以在这里特别指出，以免以后误导后人辨别。
由灌顶清净广慧国师绰师吉星吉敬撰并书《碾伯县老鸦鹦哥嘴古石刻》一文中记载：“星吉。西戎人也。……英之弟李雄。授锦衣卫副千户。子李文。西宁卫指挥佥事。侄男李赟。授武略将军。李藁、藏卜，矢刺三人。俱授忠显校尉。……是以勒之于石。俾后观风者。有所采焉。宣德二年岁次丁未秋八月之吉”这里李雄应该是李文叔父，而星吉是李雄重孙，他不可能不知道详细辈分，这里辈分混乱，但刻石时间和胡若思撰南哥神道碑同一年，是刻石错误？记载错误？还是有意而为之？在家谱中记录：“雄南哥次子。锦衣卫副千户。葬暖之沟原坡皇堂，有碑记。生子永。永无子。养瑾为子。其后居暖支沟水磨沟慧隆国寺老鸦峡坡根等地”仅一句带过，而数百年来在也没有其他的信息。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