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翔“退网”，背后的实质是一场路线之争前两天去了一趟香港。期间感受了一下香港地铁，印象最深的，一是它全程不需要任何安检，二是票价真贵。比如从东涌到中环，大约只有35公里的路程，折合人民币竟然要花20多元；而几乎同样的距离，从北京南站到良乡大学城，则只需要7块钱。不否认香港很多方面领先于内地，但在公共交通的惠民程度上，内地显然要优于香港，至少我们并没有试图把它搞成一个盈利行业。此处无意探讨两地地铁之得失，只是想说明：西方的那一套，有优势也有劣势，不能只看一面。一个小小的地铁，在不同制度下对普通人的影响尚且如此巨大，更不用说宏观层面的一些领域了。 2026年，刚刚度过本命年的罗翔就遇上了麻烦。这位影响力已超出法学界的网红学者，因牢A的质疑和“精神导师”德肖维茨陷入爱泼斯坦丑闻而遭受网暴，最终选择清空微博，从舆论场中不那么从容地抽身了。这背后肯定不是简单的观点不合，也不是单纯的“人红是非多”，而是一场实实在在的路线之争。近代以来，我们的法学一路向西，搬来不少西方法律思想，却没做好去伪存真的功课，让很多理念到了中国就水土不服。法学家们常以领路人自居，总把群众当作“灌输”、“教育”甚至“改造”的对象，并美其名曰开民智。普通人一开始确实容易被唬住，但时间长了就发现，专家们的有些说法离生活太远、根本不接地气。于是两边各说各话，谁也说服不了谁。罗翔的遭遇，不过是这场长久积累的矛盾的集中爆发。 我不知道其他学科是不是有类似要求，反正法学生的学位论文必须参考国外文献，当然这本身没什么错，好的经验当然要学。可问题就出在，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生搬硬套，把西方的法律理念、观点甚至案例原封不动地拿过来，却忘了结合我们自己的国情、人情和社会现状做筛选。这次在香港，一位当地老兄就对香港法律不设死刑颇有意见，并且再三建议大陆千万不要废除死刑，否则就是优等生倒学差生。只可惜我俩都只是普通人，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没有话语权。抛开阴谋论，罗翔一直在做的事，就是把一些西方法学理念普及给大众，提升整个社会的法律认知水平。在法学家们看来，这确实是必要的过程，可在普通人眼里，这些从西方搬来的理念，实在是强词夺理、近乎狡辩。中国老百姓看待问题的一大特点，就是特别依赖自我感知，特别依靠生活情理和朴素的是非观，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人的感知和自己的感知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常常绕过“事实判断”直接进入“价值判断”，极少在意“我有证据吗？”，而只强调“这还能有假吗？”当前法律领域引发的绝大多数争议，根源都在这里。法学家们觉得普通人的认知太浅薄，不懂法治的精髓，自己的一片苦心不被理解，甚至还会被指责，心里满是委屈；普通人觉得法学家们钻在书斋里，脱离现实生活，说的都是些不切实际的空话，甚至“站着说话不腰疼”，根本不懂劳苦大众的生活。两边各有各的立场，却没有有效的沟通渠道，最后只能变成互相指责。网络的放大效应又让这个矛盾变得更加尖锐，一点小事就能引发轩然大波，例子可太多了。如果直接提问“我们的法律究竟要立足于西方理念，还是要立足于本土文化？”估计两方的答案不会有什么分歧，但细化到一个个具体的观点或案例上，差距就出来了。罗翔因为自身的影响力，成了这场矛盾的牺牲品。其实，借鉴西方思想没错，提升大众的法律认知也没错，错的是照搬照抄的态度，是缺乏去伪存真的筛选，是法学家们和普通大众之间缺少平等的沟通。可惜，某一方变得沉默并不会改善这种情况，反而意味着矛盾继续加深了。从这个角度看，罗翔退网，实在是一件呜呼哀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