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一天天近了，我心里却越来越沉。 公公婆婆今年八十多了，执意要在老家农村过年。 老家的村子，偏远到冬天只能靠电器勉强过冬。 婆婆有慢性支气管炎，闻不得煤烟味。 就算生个柴火炉子，屋里是暖和了，可两个老人腿脚不利索，脑子也转得慢了，根本不会操作。 我们更怕——晚上门窗紧关，煤气悄悄蔓延，怕一觉睡过去再醒不来！ 腊月里，老公一休假，我们就两次开车往返300公里，只想把二老接到城里来住。 可他们的固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一次比一次让人无力。 这已不是第一次了。 记得有一年，天气预报说关中地区要骤降10度，还有风雪。 我们连夜赶回去，想着无论如何也得把他们接走。 结果， 公公说服不了我们，气得把头上的保暖帽子一把摔在地上，跺着脚喊：“不去！就是不去！你们硬叫！” 我吓得一句话都不敢再说，只能默默地掉头返程。 如今他不再摔帽子了，可理由越来越多：“不方便。上下楼记不住按电梯，解手也不习惯，坐在那马桶上…根本不行。” 我们听着，心里又酸又疼。 我常暗自问： 他们是真不习惯吗？或许还有说不出口的缘由。 老屋、土炕和守了一辈子的村子，才是他们心里唯一踏实的地方。 就算老房子再破再冷，那也是他们的家。 城里那个家再暖再好，是儿子的、儿媳的、孙子的，不是他们的。 可我们也难。 往左，是“不孝”的骂名。 往右，是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 不回去陪他们过年，叫不孝；是强行把他们接到城里，让他们不自在，是不是也不孝？ 明明互相爱着，却现实的矛盾把彼此推得越来越远。 这份爱，不知何时变成了一道谁也跨不过去的鸿沟。 后来我才发现，身边不少同龄人内心都有过同样的撕裂——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奔波，父母的固执，子女的无奈，竟成了一代人共同的年关！ 不陪老人过年，内疚；回去过年，老公除夕又得值班。 商量再三，我们最后决定： 等老公初一早上下了班，就把准备好的饭菜装上车，赶回老家陪老人吃顿午饭，下午再匆匆返城——因为晚上，他还得值班。 我不敢定义，这叫过年！ 爱是真的，仿佛不孝也是真的。 今年，我们又成了那个“不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