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杨凯生，人们对他印象最深的不是“原中国工商银行行长”，而是他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六年提出“禁放烟花爆竹”的议案并最终得以被采纳，然而，舆论场却并没有送给他掌声，而是一片骂声，许多人质疑他是“外行管内行”。一个搞金融的，为什么要对烟花爆竹说三道四？金融专家不去研究利率、信贷、风险防控，偏偏盯上了老百姓过年放烟花，是不是“管得太宽”？ 事实上，禁放烟花爆竹早已不是单纯的民俗问题，而是涉及空气污染、城市安全、公共治理成本等多重议题。每到春节，PM2.5飙升、火灾频发、急诊室爆满，都是客观存在的现实。那么骂声因何而来呢？ 第一，是情绪。烟花爆竹在中国人心里，不只是商品，而是年味，是团圆的仪式感，是“辞旧迎新”的象征。禁放，容易被理解为“剥夺传统”。在不少人看来，这不是简单的安全问题，而是文化被压缩的焦虑。金融专家的理性逻辑，撞上了民间情感的柔软地带，自然火花四溅。 第二，是信任感的缺失。近年来，一些地方在执行“禁放令”时简单粗暴，一刀切、层层加码，导致基层矛盾突出。公众的不满，未必全冲着提议者个人，而是对某种“管控思维”的反弹。当一个知名金融人物反复提出“禁放”，很容易被贴上“精英脱离生活”的标签。 第三，是舆论场的放大效应。互联网时代，情绪传播远快于理性讨论。一个议案的背景、数据、逻辑，很难在碎片化阅读中完整呈现；但一句“银行行长不让放烟花”，却极具传播性。标签化、对立化，迅速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