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女医生，端着老家医院的铁饭碗。 她把辞职报告交上去，转头告诉所有人：婚，也不结了。 四年半，一千六百多个日夜。念头在心里憋了两年，计划在备忘录里躺了一年。科室里，前辈们“为你好”的催婚催育，比床位铃还准时。办公室外，七大姑八大姨的“关心”，像空气一样无孔不入。 压力不是从一个具体的人来的，它是从墙壁里渗出来的，带着消毒水的味道。 直到有天，她听说有个香港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她看见一个前辈在那边，发的朋友圈里，天是蓝的，风是自由的，脸上是真的笑。 那一瞬间，什么编制，什么沉没成本，都像玻璃一样碎了。哪怕要赔上一大笔违约金，她也要走。 最后一周，交接工作。口袋里揣着一张抑郁症的诊断单，和刚开的药。她把一份份病历递出去，就像把一层层粘在身上的壳，亲手往下剥。 办完手续那天，她没回家。从医院门口直接叫车去了机场，一张飞往新疆的单程票。 在乌鲁木齐的博物馆里，她找了条长椅。靠着冰凉的椅背，周围人来人往，她却听得见自己的呼吸声。就那么睡着了，睡得比过去四年半里任何一张床上都沉。 有些人辞的不是一份工，是把一套别人设定好的人生程序，强行卸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