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谢静宜被开除党籍，1983年被免于起诉，职务与待遇全无，1989年恢复了干部待遇，每月可领取395元的生活费。她晚年生活规律，展现出惊人的自省，捐出主席手稿，弥留之际向主席画像忏悔。 这些数字念起来干巴巴的，可搁在她身上，那都是实打实活过的日子。1977年到1989年，整整十二年，一个人从四十二岁熬到五十四岁，头发白了大半，心里的滋味儿外人猜不透。刚被撤职那会儿，她被下放到洛阳郊外的农村劳动。一个在机要局待了十七年、天天跟最高层文件打交道的人，突然拿起锄头翻地，手磨出血泡，累得直不起腰。公社书记看她实在撑不住，安排她去生产队记工分。给老乡们记工分，这事儿现在想想挺有意思，当年她管过清华北大，管过北京市的文教，到头来，最安心的活儿竟然是拿支笔，一笔一画记下谁今天出工了、谁挣了几个工分。 1983年免于起诉后，她算是恢复了自由身。可自由是自由了，日子还得过。那时候她在北京没个正经住处，东借西凑对付着。直到1989年，组织上给她恢复了干部待遇，每月发395块钱生活费。钱不多，但踏实。她搬进一栋老旧的单元楼，屋子不大，家具破旧，最显眼的是到处堆着的书。邻居们常见她推着小车买菜，穿得普普通通，见了孩子还停下来打个招呼。谁能想到这老太太当年在中南海进进出出，给毛主席递过电报？ 她的生活确实规律，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点多睡觉，中午眯一会儿。不像现在年轻人动不动熬夜，她那个规律是真规律，像拿尺子量出来的。每天干的事也简单：看书、晒太阳、散步。有出版商找上门想买她的书稿，她一概拒绝。那意思很明白，不想再卷进是非，也不想靠这个发财。 但要说她真就彻底闭门不出、啥也不管了，也不是。她写了书，而且不只一本。《在毛主席身边》《跟随毛主席在外地视察》《毛主席身边工作琐忆》，一本接一本。她在书里说过一句话，我读着挺动容：“有的人见主席一面就能写出一本书，若让我写，一辈子都写不完。也许我的文章没人家写得美，写得漂亮，但它都是真实的，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话搁现在这个什么都能编的年代，听着尤其扎心。她不跟人比文采，就比一个“真”字。 说到这儿，就得提一件事，她捐出了主席手稿。那是她在毛主席身边十七年攒下的东西，电报底稿、批示、随手写的条子，每一张都是历史。她没留着卖钱，也没当传家宝捂着，捐了。有人说这是“自省”，我倒觉得，可能还有另一层意思，这些东西不该归她一个人，那是属于一个时代的印记，交出去，心里才能轻省。 还有一件小事，很多人不知道。毛主席曾经主动提出要给她写一首诗。搁一般人，这是天大的荣耀，巴不得裱起来传代。可她拒绝了。理由是什么？“当时主要是考虑到主席公务繁忙、日理万机，如果出于一己之私利同意这个提议，会花费他太多时间，影响毛主席的工作。”这个理由，现在听简直像假话，可那个年代的人，对主席的感情就是这么纯粹。晚年她跟记者聊起这事儿，笑着说了句：“今天想来，还真有点儿后悔，没让毛主席把这首诗写下来。”这一笑，里头有遗憾，也有释然。 1991年，她丈夫苏延勋走了。临走前嘱咐她，墓碑上要用毛主席当年给他们写的字。她照办了。从此以后，她就一个人住在那间小屋里，儿子常来看她，给她送吃的、收拾屋子。家里冷清，但也不算太冷清。 2017年3月25日，她走了，八十二岁。 我有时候想，她最后那段日子，天天对着屋里那张主席画像，心里在琢磨什么？是回想当年递电报时主席笑着说“小谢，不用紧张”的瞬间？还是后悔那些年执行过的政策、说过的话？人这一辈子，大起大落都经历过了，到了弥留之际，那些是非对错可能都模糊了，剩下的只有一张熟悉的脸，和说不出口的万千思绪。 她这辈子，像一面镜子，照出一个时代的复杂。十七岁入伍，二十二岁进中南海，三十八岁当上市委书记，四十二岁一无所有，五十四岁重新被接纳。命运给了她一把好牌，也让她付出了代价。晚年的低调、规律、写书、捐手稿，与其说是“自省”，不如说是跟自己和解，跟那个年轻的自己和解，跟那段再也回不去的岁月和解。 她的故事讲完了。可问题是，一个人在大时代里浮沉，到底该由谁来评判？是她自己，是历史，还是我们这些隔着几十年时光看热闹的后人？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