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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李叔同刚回国就在屋里挂了幅画,画上是个一丝不挂的日本女人。发妻俞氏是

1911年,李叔同刚回国就在屋里挂了幅画,画上是个一丝不挂的日本女人。发妻俞氏是个旧时代女人,哪见过这个,每次瞅见都觉得恶心,臊得慌。可等到她晓得画里这女人到底是谁,又为了李叔同干了啥之后,这位隐忍多年的妻子,当场就哭成了泪人。   这画里的女人,正是李叔同在日本明媒正娶的妻子,春山淑子。   俞氏之所以哭,是因为她突然明白:自己守了这么多年的活寡,输给的不仅仅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异国女子,更是一个能为了丈夫的艺术理想,敢于冲破世俗、甚至牺牲清白的“知己”。   这事儿,还得从李叔同那段“离经叛道”的留学经历说起。   1905年,李叔同的生母去世,他觉得天都塌了。加上当时国内局势乱糟糟的,他心里憋屈,索性东渡日本去学美术。   那年他才26岁,进了东京美术学校,成了那儿唯一的中国留学生。   学画画得有模特,还得是人体模特。那时候在日本,正经人家的姑娘谁肯干这个?李叔同愁得不行。   巧的是,他租住的房东家有个女儿,叫春山淑子。   这姑娘看着李叔同天天在那儿捣鼓画笔,慢慢就动了心。为了支持心上人的学业,淑子把心一横,甚至和家里闹翻,也要给李叔同当人体模特。   要知道,那可是100多年前,这种行为在谁看来都是“伤风败俗”的。   李叔同被感动得一塌糊涂,两人很快就在日本结了婚。那幅让俞氏后来痛哭流涕的《半裸女像》,就是在这个时期画出来的。   这画不仅是两人爱情的见证,更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上第一幅人体油画之一。   但这好日子,随着1911年李叔同回国,就开始变味儿了。   李叔同带着淑子回了上海,可他在天津老家还有个发妻俞氏呢。这俞氏是茶商的女儿,18岁就嫁进来了,虽然是包办婚姻,感情淡得像水,但毕竟是明媒正娶的大老婆。   李叔同夹在中间,日子其实不好过。   更要命的是,李家这时候败落了。当年分家产分到的30万大洋,早被李叔同在这个“艺术投资”那个“救济朋友”里花得差不多了。   他得干活养家,还得养两头家。   他在天津、上海、杭州到处教书,那会儿丰子恺就是他的学生。为了维持体面,也为了怀念在日本的那段纯粹时光,他才把淑子的画像挂了出来。   俞氏看着画哭,是因为她看懂了李叔同心里的那个世界,那是她永远走不进去的地方。   可谁也没想到,李叔同心里的苦,比这还要深。   看着国家乱象丛生,自己虽有一身才华,教出了几个人才,可对这世道似乎也没啥大用。加上好友许幻园破产,那句“长亭外,古道边”写出来后,李叔同彻底看破了。   1918年,他在杭州虎跑寺断食了十几天,突然就决定:这红尘,我不待了。   他要出家。   这消息对淑子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她带着孩子从上海冲到杭州,在西湖边上苦苦哀求,想见丈夫最后一面。   李叔同呢?他坐在一只小船上,连头都没回。   淑子在岸边哭喊:“弘一法师,请告诉我,什么是爱?”   李叔同只让人递过去一块怀表,那是他们当年的定情信物,然后隔着水雾回了一句:“爱,就是慈悲。”   这话说得太绝,也太狠。   很多人说李叔同太冷血,抛妻弃子。可如果你看看他出家后的样子,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他变成了弘一法师,修的是最苦的律宗。   以前那个挥金如土的阔少爷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一件僧袍补了224个补丁的苦行僧。他过午不食,对自己狠到了极点。   他并没有忘记国家。抗战的时候,日本人想利用他的名声,他直接写下“念佛不忘救国”,把日本人怼了回去。   至于那幅画和那两个女人,结局令人唏嘘。   俞氏在天津守了一辈子活寡,郁郁而终。   淑子带着孩子回了日本,因为被家里逐出,最后流落到冲绳,隐姓埋名过了一辈子。但她到死都守着李叔同留下的那些画,包括那幅《半裸女像》。   直到2011年,这幅画在中央美院的库房里被重新发现,世人才再次确认了这段往事的真实性。   1942年,弘一法师在泉州圆寂。临走前,他写下了四个字:“悲欣交集”。   这四个字,大概就是他对自己这一生的总结。   他这一辈子,前半生是风流才子,享尽了世间繁华与情爱;后半生是得道高僧,受尽了清苦与孤独。   他辜负了俞氏的等待,也辜负了淑子的深情,这的确是他在俗世欠下的债。   但他用后半生的苦修,为中国佛教律宗续上了香火,为后世留下了无尽的精神财富。   这种“狠心”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常人无法理解的决绝与大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