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世故”是这世界的一大特色，在中国尤为显著。平日里的“随礼”、年节时的“红包”，原本是令人愉悦之事，然而随着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彩礼”“随礼”“年节红包”等习俗变了味，成了人人有苦难言的“痛点”，这无疑是文化领域的一种偏差。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先进文化似乎迷失了方向，缺乏有力的指引。主管部门未能尽责，行业也忘却了根本。大家应当集体反思，必须有人为此负责。 尽管一直呼吁“降低彩礼”，但有人收了几十年，凭什么轮到自己就要降低呢？这就需要通过立法来解决，否则涉及部分人的利益，仅靠号召已然无济于事。 “随礼”的金额从过去的5块、10块，逐步涨到了500、2000，甚至过万、几十万，涨幅着实惊人。虽说表面上看5块钱不多，但在那个年代，这也不算小数目，只是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随礼金额上不封顶，人们也只能被迫提高随礼标准。 “节日红包”如今成了许多年轻人不敢回家的缘由，尤其是手机发红包变得轻而易举，这并非好事。以往“没带钱”的借口也不管用了。在大家族里，要发几十个红包，一两个月的工资可能就没了。有钱人不在乎，权当发福利；没钱的人则只能节衣缩食，只为了过年时显得“大方”。 任何“人情世故”都应与社会发展阶段相契合。在大家财富较为均衡、贫富差距较小时，发“红包”是随心而为，没人会觉得有负担，也不存在攀比现象。可一旦贫富差距拉大，有人对2000、2万毫不在意，而有人却要拿出半月甚至几个月的工资，这就成了劳民伤财的事。 评论：“彩礼习俗”和“红包习俗”都不可废除，但需要从两方面着手解决问题。 其一，文化主管部门要肩负起责任，杜绝天价彩礼和高价彩礼。特别是娱乐圈的随礼，动不动就以万为单位，几万、几十万，这并非“市场经济的自由”，而是忘本的表现。 其二，要着手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这里的主体，也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在我国应称作“最广大人民群众”。虽无法实现绝对的均富，但可以让主体的富裕程度更为接近。避免极少数人暴富，而部分人过于贫穷，如此才能抑制天价问题。 年轻人成了房奴、车奴，既要赡养父母、养育子女、照顾伴侣，还要应对“人情世故”和“节假红包”。建议将网络红包限额设定在10元以内。若有提额需求，可主动向支付软件申请。若不想提额又想发钱，可选择其他付款形式，比如转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