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国民党特务向戴笠揭发李时雨可能是地下党员。可没想戴笠听闻此事后，却是扑哧一笑：“在座的所有人都可能是地下党，唯独他李时雨不可能。” 李时雨大学毕业后，组织安排他打入东北军，1936年到西安剿总第四处当了个中尉办事员。西安事变前后，他主要做宣传工作，了解东北军情况，策动官兵抗日。事变解决后，他转到天津，在高等法院当检察官，表面处理案件，实际收集情报，单线联系上级。 1939年组织交给他运送电台机件的任务，他用伪法院的派司和汽车，分批把物资从租界运出去，还冒险用三轮车运最后一箱，顺利交给转运站。 同年他又营救同志，通过调走卷宗烧毁的办法，让人安全出狱。这些事让他在隐蔽战线站稳了脚跟。 到1939年，李时雨按组织要求去上海，冒充国民党北方代表参加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40年汪伪政府成立，他被任命为立法委员，逐步接近陈公博。陈公博看中他的法学背景，让他担任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军法处长等职，还给了少将军衔。 他在这些位置上获取了不少军事部署和卖国协议的情报，及时传给新四军，帮助他们几次避开围剿。1943年他还从军火库调出枪支弹药，直接运给新四军。 那段时间他公开场合常和汪伪官员打交道，显得出手大方，别人都觉得他就是追求权力和享受的人，没往地下党那边想。这层伪装让他在敌人内部越走越深，情报工作做得扎实。 日本投降后，戴笠找上李时雨，利用他以前在汪伪的人脉，任命他为军统上海区第二组组长，给了少将军衔。李时雨借这个身份继续工作。在肃奸行动里，他提供了上百名汉奸的藏匿地址和活动规律，还参与带队抓捕，帮军统清了不少麻烦。 戴笠因此对他信任加深，认为他是得力干将。军统内部有人两次提过怀疑，拿他亲属过去被捕记录和缺少早期档案说事，但戴笠都没采纳，还明确表示不支持针对他的行动。这让李时雨在军统眼皮底下多坚持了一段时间，情报传递也没断。 1946年，军统特务沈维翰向戴笠报告李时雨可能有地下党嫌疑。沈维翰当时是军法处处长，他列出李时雨家属曾因共产党嫌疑被捕，以及军统档案里没有他早期潜伏记录这些点，请示采取措施。 戴笠当时在北平处理接收事务，听闻后扑哧一笑，说在座的所有人都可能是地下党，唯独李时雨不可能。 戴笠还提到李时雨在肃奸中的表现，认定他是可靠的自己人。这次表态直接压下了调查，李时雨的位置暂时稳住。 戴笠3月17日从北平回南京途中飞机失事身亡后，军统内部矛盾加剧，对李时雨的暗中关注多了起来。组织考虑到他的安全，决定让他撤离上海。 李时雨没有急着走，而是像平常一样处理完手头工作，整理好文件，然后悄无声息离开上海，回到解放区。1949年4月他公开了共产党员身份，后来在中央相关部门工作。离休前他担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等职，1999年在北京逝世。